这些关于军事联盟的谈判成为了美国外交最优先要解决的事情。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当中，杜鲁门做了些努力来恢复平衡。他列出了其对外政策的四个主要方面，指出其中的“第四点”（Point Four）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是要向新兴地区传播科学和工业知识。这将是一种私人企业式的马歇尔计划，用以帮助贫穷但日益重要的第三世界。但是，总统和国会在执行这个动人的理念时却步伐缓慢。杜鲁门通过和执行任何大规模援助计划都要依靠企业界，但企业界却指责说援助计划会导致政府干预在低度工业化国家的增加。企业界要求杜鲁门先与这些新兴国家协商签订条约，以确保私人投资和人员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一年半过去了，杜鲁门没有能够在关于“第四点”的立法上取得任何进展。1950年夏天，国会最终通过了一个装点门面的拨款项目，使美国与联合国合作开展一个27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计划。即便这种对外援助的方式也遭到攻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事交给……联合国，让它去干这件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康纳利参议员的想法和杜鲁门就职演说中的“第一点”——充分支持联合国——自然并不合拍。

演说中的另外两点——帮助欧洲复兴、承诺援助自卫的国家——更受欢迎一些。在这两个问题上，杜鲁门面对的是他所熟悉的欧洲文化与政策问题。他也有了一位精通欧洲事务的新国务卿的辅佐。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制定者，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把其政策建立于美欧跨大西洋的联系之上，而欧洲政治家也一向认为这种联系是西方文明的最后希望之所在。1933年，罗斯福把在华盛顿一家最权威的律师事务所供职的青年才俊艾奇逊拔擢到政府里，他在新政刚开始不久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试验性的货币政策相当古怪。不过，由于战争的迫近，艾奇逊又返回政府，1941年到1947年他专注于对欧洲政策的制订，其高潮便是马歇尔计划。

作为一个正牌的保守派，艾奇逊矢志于维护西方的伙伴关系，而他又恰当地把美国视作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中的老大。他对苏联威胁的恐惧甚至让范登堡都觉得满意，这位密歇根州参议员在1949年5月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写道：艾奇逊“是如此彻底地反苏，而且打算完完全全地强硬下去，以至于我真的怀疑是否还存在任何机会”来缔结协议。

艾奇逊也不允许公众的愿望干扰他的看法。他在1946年曾评论说，民意测验的日益流行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已经患上了疑心病，得靠集体测量体温来确认我们是否健康。幸运的是，这不是类似佛吉谷（Valley Forge）一样的困难。”至于联合国，“阿拉伯的谚语说道，混蛋就是到了麦加还是混蛋，一项政策不会因为其发布的地方不同而有所改善。”国会也逃不过艾奇逊的怒责。他后来评论道，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作用“是不知道、也不在乎、还碍事的一群人起到的作用，他们总是四处制造麻烦”。说到参议员个人，“一个美国参议员是否忠诚，我不知道……他们诚实，他们认真，他们动不动就大动肝火，脸红脖子粗，瞪着眼睛盯着你看。我真的觉得他们如此激动，简直无法保持头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