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发表的这份文件着实令人迷惑，他对亚洲民族主义所持的观点是敏锐的，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判断是精准的，把韩国和日本作为美国政策的重中之重这点上也是明确的，但是他致命的错误是认为这个地区不会马上发生军事入侵。本来他给政策运筹留下了很多可供选择的空间。但是一个月之内这些可行的选项大部分都被排除掉了。1月13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从联合国退席，因为他关于将蒋介石政府的联合国席位转交给毛泽东政府的提案以6:3的投票结果失败。第二天，中共查抄了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驻地。美国的看法变得严峻起来。一个月之后中苏条约公之于众。艾奇逊认为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出卖给了斯大林。

中苏条约、俄国原子弹试爆、关于北约的分歧争议、两党合作的可悲终结，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杜鲁门政府的这个冬天很不好过。和平看来一时之间是难以企求了。而且和平简直就不可企及。美国人像其他各国人民一样，都希望他们的战争是短暂而胜利的，现在他们不知何以如此。

一个答案在1948年7月30日便已经给出了，当时正值捷克政变和柏林封锁使美国人深感震动。自我坦白从前是共产党员的伊丽莎白·宾利（Elizabeth Bentley）和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宣称，共产党分子在十年前便已渗透进国务院。钱伯斯特别指控阿杰尔·希斯（Alger Hiss）是个共产党密探。希斯自1933年便开始在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包括国务院；他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1944年曾经参与创建联合国。他的朋友包括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希斯状告钱伯斯诽谤，索赔万美元。钱伯斯把联邦探员带到了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然后从一个掏空的南瓜中取出了国务院文件的微缩胶卷，宣称这是希斯在1938年时给他的。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份文件字体打印不规则，似乎正与希斯当时使用的的打字机打出的文字相吻合。艾奇逊给予了这位前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最坚定的支持。但新当选的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决意追查此案件，最终使钱伯斯的指控得以确认。虽然最初陪审团因意见分歧而不能做出判决，但最终希斯还是在1950年1月21日被判有罪。许多美国人现在觉得他们知道了为什么冷战不能以那么快、那么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到1949年美国的社会情绪不是立足于改革，而是导向保守主义和共识。在美国历史中，或许没有那个时代在上述特点上比这个时期表现的更显著和更明确。1910到1940年，曾有一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上的改革以及阶级和政治上的分化予以强调和称赞。但到了1948年，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出版了一本题为《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到来》（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的书。它指责罗斯福总统蓄意打破宪法给行政部门（executive branch）设置的边界，以便可以把国家带入战争。比尔德警告说，在一场美国人致力于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新运动中，这种悲剧可能被未来的某位总统重演。比尔德认为，这样一场运动将会破坏美国宪法，因为总统将会拥有“没有限制的权威，来公然地歪曲和秘密操弄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和战争权力。”正如他过去所做的那样，比尔德也以引述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文集》作为基本的申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