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社区，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彼此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共同意志的裁决。这共同意志就是主权；真正的主权，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表，只是一个主权民族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参与。

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民主制和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自觉的有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感，具有社区感和伙伴感，具有负责任的公民感和在公共事务中的亲密参与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一致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专制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由于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