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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这个东西是很神秘和怪异的。除了极少数会照相--也就是说有能力反过来控制摄影镜头的人，比如演员或者政治人物等等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摄影镜头改变了他们。在刚刚拍摄出来的照片中，那个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再拿照片出来看，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自己其实还是自己，那是你诚实地回想起往事来了。在往事中，你正是照片上的模样。当年你觉得不像自己，是因为当时的现实对你来说，实在不尽如人意，你心里不想承认那个现实。或者，你还没有能力清醒地认识自己。要么，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照片虽然是一种平面的现实，却就地隐藏了立体的现实。而立体现实则是更加真实的一面。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一刹那，闪光灯以撕心裂肺的强光穿透肉体，肉体则在刹那间不得不放弃对灵魂的监守，这是光的神秘威力。许多照片，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真实裸露的一刻，不管你自己认为像你还是不像你。所以，詹国滨并不喜欢拍照。

除了送别上山下乡同学的那一次合影，詹国滨是自愿的之外，后来的照片都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拍。后来的照片，在洗印出来的当时，詹国滨都觉得拍得不好，不像他自己。只有那位17岁的少年完全是他自己。这是因为，光也会屈服于真理。天真就是一种灵肉合一的真理。天真的孩童们，任你怎么拍摄都怎么酷肖他自己。詹国滨的17岁，是他保持天真的最后一刻。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重型机械厂。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人那是相当神气的。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糨糊厂。这是一家街道小工厂，员工是一群军烈属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整天在一起制作星火牌糨糊。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怒目喷火，詹国滨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设备先进的企业，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一个年轻人，言谈举止中最忌讳的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就算个人有功劳，那功劳也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柳燕妮目不转睛地看着鲁火种，再也不对詹国滨说“靠姐姐站站”，直到詹国滨从柳燕妮的眼睛里照见了自己的落魄。世态炎凉是从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上表现出来的，女人的态度绝对是最好的参照。

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还是不懂得讲究技巧。要他不提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性，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靠学习模仿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期。

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詹国滨的父母选择了第二个儿子。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作。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因为她，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

詹国滨提着筷子，在吃鱼之前警惕地问他父母：“你们有什么事吧？”

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了解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肝炎？！詹国滨有质疑。父亲明确地指点自己右边腹部，指头戳得很深，表情也很痛苦，早年患过的。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詹国滨转眼看母亲，没有表示质疑，他母亲每天都在诉说她这里痛那里痛。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弟弟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詹国邦。詹国滨扭头看了看自己坐的椅子，摇了摇，榫头处的确晃晃的，很是古怪陌生。詹国滨忽然发现自己是这个家里的外人，怎么好像第一次知道这样一些家事这样一些情况第一次坐上这把椅子。肾病是什么病？他看母亲的嘴唇，红嘟嘟上火了一样，他觉得贫血嘴唇会苍白，他感觉母亲并不很苍白，似乎有一点恰恰相反。父亲还在解释：再说呢，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詹国滨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如果后二者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作为父母的头男长子，作为在社会上已经混得响当当的詹国滨，不会眼看弟弟将来坐牢或者杀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