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们讲，”科恩后来回忆说，“我讨厌那些只会用武力的粗人。我会帮助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把红十字会的人找来。我的言谈彬彬有礼，甚至称他们为‘先生们’（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也不说他们威胁无辜者和妇女儿童的做法不道德。如果达扬要我停一会儿，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事必须离开，并提出必须离开的理由，但再三强调我会回来和他继续对话，以免使他绝望。这种做法很荒唐，但是我们互有所求。我清楚他想活着出去，而我们也想让他活着，免得他把飞机和旅客一起炸上天。”

科恩肩负着一个重任，他必须把握住适于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关键时机。他说：“曾有一刻，达扬问我进行突击是否合适，我回答说时机还不成熟。”

在科恩把恐怖分子说得无暇他顾的时候，塔台里的人们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国家安全总局飞机保安小组强烈要求承担突袭任务，这本来也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还是选中了以行动敏捷著称的总参侦察营。第一个设想的突击方案是，让突击队员身着军装，在精心选择的时机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用威慑火力慑服恐怖分子。但这样做很容易误伤到人质。经考虑再三之后，指挥部最终决定让突击队员假扮成去检修飞机的以航机械师，接近飞机后再发动进攻。在行动中，突击队使用０．２２英寸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这种枪的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

巴拉克立即着手确定参加突袭的人员名单，他刚刚定好，营里又有三名军官匆匆赶到机场，要求参加突击队，巴拉克说不过他们，只得调整名单，把他们加上去。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巴拉克的总理竞选对手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侦察营里一名２３岁的中尉。那天夜里，他和另一名年轻军官奥马尔少尉有事外出，当他们在深夜１点回到基地时，都呆住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回到基地，见那里空无一人，就像是有人进来把部队连锅端走了一样。后来门卫告诉我们发生了劫机事件，他们都去卢德了。”两人立即跳上车直奔机场。等他们赶到时，突击队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奥马尔立即去缠住了巴拉克，反复要求进突击队。另一边，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哥哥――上尉连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也正在为加入突击队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最小的兄弟伊多·内塔尼亚胡后来也参加了侦察营）。两人都要参加，但又都劝说对方不要去。他们知道兄弟二人不应该都参加行动，否则很可能同时出事。巴拉克最后选中了本杰明。

另一位匆匆赶来参战的是２４岁的中尉乌齐·达扬，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侄子。乌齐是烈士子弟，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规定，他可以不在作战部队服役，但是，他却，或许是利用了伯父的影响，加入了总参侦察营。听到劫机的消息时，他正患风疹待在家里疗养。

距被劫持的飞机几百米远的一座机库内，恰好有一架正在检修的以航波音７０７客机，巴拉克指挥突击队员利用这架飞机进行战前模拟训练，重点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况下接近舱门和应急出口。根据推断的恐怖分子和炸弹在机内的位置，巴拉克为突击队明确了任务分工：

飞机的前门由预备役侦察兵伊契克负责，他后面是副营长丹尼·雅托姆。左侧机翼上的前应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他后面是另一位丹尼。离前应急出口３米远的左后应急舱门由奥马尔负责，他身后的突击队员也叫丹尼。乌齐·达扬站在靠近机尾舱门边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侦察兵负责给他开门。

内塔尼亚胡、阿里克以及两名预备役侦察兵马尔科和雅科夫为第二梯队，负责突击右侧机翼上的应急出口。他们冲进飞机的时机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队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