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空军为获释的飞行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负伤的皮尼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向听众讲述他当战俘的经历。最后，他说：

“那时我们常常在想――总参侦察营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３．“少年之春”行动

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个晚上，正是地中海短暂但风和日丽的早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北的岸边，人们在三三两两地散步、闲聊。海上，一艘“风暴”级导弹艇的黑影正悄无声息地漂过。一群全副武装、身着黑衫和绿军裤的人从船上放下几艘橡皮艇，安静而迅速地登了上去。橡皮艇随即发出轻轻的哼声，向遍布礁石的海岸疾驶而去。

岸边，三辆轿车不合时宜地停在晚上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堆里。橡皮艇刚一靠岸，艇上的人就飞快地钻进车里。车子立刻发动，开进了离岸边不远的拉马特阿维夫居民区，这是个上层社区，住着不少有头有脸有钱的人。车在几幢还没竣工的楼房前停下。穿黑衣的人们相互低声招呼着，迅速分成了两组。一组守在街上，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另一组飞跑着冲进楼内，棕色的伞兵靴踩得脚手架一阵乱响。

一个粗壮结实的人坐在车旁，盯着秒表。

以色列人天生是很有警惕性的，一群彪形大汉在一个挺富裕的社区里跑来跑去，自然特别地叫人放心不下。离他们不远的一幢楼里，有位老先生躲在家中紧张地拨通了１００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小队警车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

查问情况后，警察们着实地吃了一惊！在这儿，以色列最大城市的一流社区里，这些穿黑衣服的，鬼知道是哪个部分的人，居然连声招呼也不打，正在一本正经地忙活着一场军事演习！这有点叫人想不通。警察们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此外，还得把几个家伙带回局里，仔细查问个清楚。但领头的人拒绝与警方合作，还倒过来给警察们一个忠告：“我要是你，就不要什么解释。”

给警察总部打了几个电话后（也有人说，这些警察遇见并认出了正在附近“散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这些认真的警察发现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件根本不需要被看见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和平地，满肚子狐疑地收队。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伙子向他们眨眨眼：“也许以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也许。”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社区里再打１００报警电话的公民都被告知，他们应该关上窗户去睡觉。还不仅仅如此，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上那家最时髦的男装店老板发现，近来嬉皮士的服饰走俏，―连两天，已经有十好几个小伙子光临他的店，清一色地要买蓝色牛仔裤和特大特肥的皮夹克，尽管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胖。开头，老板还很负责任地一再向他们解释，那个尺码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但当一个个的小伙子又走进来要这套打扮时，聪明的老板觉出来事情有点蹊跷，这些人是想干点什么事，反正不像是要再成立个甲壳虫乐队。但还没容他打听出个端倪来，就有一个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来通知这位聪明人，只管闷头发财，不要操心太多的事情。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日，愚人节。一位３５岁的比利时人吉尔伯特·雷姆勃德来到了春色迷人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了沙滩饭店，―家挺朴素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在这个中东的巴黎疗养上几天。几个小时后，一位西德游客迪埃特·奥特努德也住进了这家饭店。这两人看上去谁也不认识谁，甚至从没在饭店走廊里遇上过。但他俩的度假方法好像差不多：雷姆勃德喜欢整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走走，看看景色，特别喜欢沿着海岸边走。而奥特努德除了也喜欢没完没了地看街景外，还钟意钓鱼，特别是喜欢在达佛海滩岸边那几个他选好的点位上钓。

过了５天，沙滩饭店又来了三位新客人：比利时人查尔斯·布萨德和两位英国人安德鲁·维希洛、乔治·埃德尔。同一天，贝鲁特的大西洋饭店还来了一位有点麻烦的英国人安德鲁·梅希，一个典型的英伦岛上的人，每天都要絮絮叨叨地向服务生问上好几遍天气，不过他给小费倒是满大方，这一点不像英国人的风格，却不难让人接受。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天气的一大堆问题也就不那么惹人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