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现在他们将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我这本书里的角色，而我当时并不知道会写出这本书。

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同样会各执其辞，从起先叙述那段历史的人到只是后来在研究者的鼓动下回忆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无不如此。因此，第一部分不但要探讨自我见证的甘地本人，还要探讨曾经参与那次事件的在世的见证人。在我决定重述那段历史后，我造访过这些见证人。

甘地讲得非常直白，他的生存试验是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的。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追溯甘地的早年，用综合了临床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研究导致那次事件的一切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发生。这种后见之明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甘地为什么、又是怎样主动选择或者被动卷入到那些当事人之中，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是那些人过去生活中的什么东西使他们在彼时彼地有机会和甘地碰到一起，而这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

到了第三部分，那次事件以及它的直接原因与后果终于可以逐日地加以详细叙述，我相信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会令人感觉我在虚张声势。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它将会被认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甘地恰恰在一年后成为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几乎没有一点帮助。

最后在第四部分，我们已知的甘地上升为印度圣雄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将最终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回过头来问，在1918年，这个人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随者是怎样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达巴结合起来的，从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并可以大范围地使用，而远不止于仅仅平息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明白这类事件对人的社会心理的演变所起的作用，认识到甘地的真理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将使赤裸的人性能够对抗超级机器的冷酷权力。当然，被甘地视做他所创造的行动工具之内在组成部分的严酷纪律也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希望以上提示显示出的写作方式，足以消除那些比较喜欢条理的读者的疑虑。可是，这种方式注定本书的开头将充满主观性，甚至偶然性。这样一来，本书将以一次简短的旅行见闻开始。可能因为我在旅途中喜欢给家人和朋友写日记，希望他们一同分享我的感受，所以这一部分是由诸如此类寄给他们的信件的摘录形成的，于是开始部分就成为印象式的。我是那种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从个人观察中找到值得记录的东西的研究者；这也就是说，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从强烈的审美感受中挑出那些具有迫切伦理意义的东西。最后，这些早期的感受大部分将会作为后面章节的主题重新出现。

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给予我支持的人，他们是我以前的朋友，或是我在这次调查过程中新交的朋友。现在他们仍然是我的朋友，这一点表明了他们的慷慨大度，因为我不但固执地想跨越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在这样做时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总会给任何交往造成某些妨害。若有得罪之处，还望我的朋友们能原谅我，原谅我的职业和我作为西方人的特性。另外，衷心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谢意，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为他们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这一切。

我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我和妻子想去造访阿赫梅达巴的。加德纳·墨菲和洛伊丝·墨菲（Gardner and Lois Murphy）去过那里，并告诉过我们有关沙罗白（Sarabhai）一家在公共事务、科学和医学方面所做的了不起的工作；墨菲夫妇也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总而言之，当我们在印度与古特姆·沙罗白和维克拉姆·沙罗白（Gautam and Vikram Sarabhai）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的到来显得非常自然。那次印度之旅，克姆拉·乔德瑞（Kamla Chowdhry）给予了周到而又关键的帮助，他提议并促成了印度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