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罗白家的别墅和宽阔的沙巴玛第河床之间，是阿赫梅达巴的老城区。步行穿过老城区的街道，就像是（有时一定是）在既友好又纷乱的人海中游泳。可是，如果驱车穿过这些街道，那种经历将令人毛发耸立，就像泛舟于急流险滩之中。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各个角落涌向街心：有步行的，有蹬自行车的，有坐牛车的，偶尔还有骑骆驼的 有歪头斜走的山羊，碎步疾颠的驴子，行动迟缓的母牛和步履笨拙的水牛。所有这些，就像一个密集的方阵，直奔你的轿车而来，如果不是司机持续不断地按着尖叫的喇叭，直到最后一刻，它们也不会往旁边拐出一英寸。但是，最后它们都能轻松地拐过去，动作似乎还很优美。幸好很少发生事故，否则尤其是当母牛被撞伤时，司机和行人特别容易争执起来。事实上，置身其中，你会突然看见一双又大又圆、受到惊吓的母牛的眼睛。这种动物永远也不能预知危险，否则就不会用那蠢笨的姿态走过整条街道。所有的道路最后都通向宽阔的沙巴玛第河床。

不久，琼开始去走访河边的那些手工业者。她说，像过去一样，织布和印染还依然在那些街道和沙巴玛第河滩延续着。据说沙巴玛第河水含有一种适于染布的特殊物质，而且宽阔的河滩也是漂洗和晾晒布匹的理想场所。当大型工厂喷吐着浓烟、鸣笛召唤工人的时候，河边的生活仍保持着古老的手工作坊形式。

手工劳动是家庭式作业，河滩上遍布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还有婴儿。但是河滩上所有的喧嚣，都被捶打大石块上的布匹发出的连续而有节奏的声音所掩盖。洗布工都站着，一手扯住布的一头，一手坚定而有力地捶打着。每捶一下，都发出很响的喘气声，有时这种喘气还伴着零星的歌词，或者呼出诸如“西塔”或者“若吗”的声音。布匹如何能经得住这样的捶打是个谜，好像那些布就是为了经受这种考验而织的。当手工印染的织物在烈焰般刺目的阳光下铺开时，整个河床就像跳跃着五颜六色的音符 蓝的、黄的、紫的和绿的。

这就是河床上永不改变的织布工的生活图景。John Erikson,in Mata Ni Pachedi,The Temple Cloth of the Mother Goddess,Ahmedabad: National Design Institute, 1968 然而，老城却是属于商人的，确切地说，这是商人们的城堡，城堡又按照种姓分为多个各自过着隐秘生活的小城堡。我有一个出生在此地的向导，他是一名知识渊博、思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使我开始对印度种姓世界观的刻板、残酷与它曾经以某些方式给某些人提供安全和认同(请注意，这种认同贯穿人的轮回的始终)二者作出权衡（这是必须的）。

老城和毗邻的河流被迅速发展的大阿赫梅达巴城包围了起来，这个大城市有很多街道和桥梁，最重要的是，它拥有85家工厂，在125万人口中有12．5万是工人。像匹兹堡一样，或者说像以前的匹兹堡一样，城里混杂着大量来自各地的还没有稳定下来的移民。阿赫梅达巴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这些农人在被纳入劳动大军之前，一般生活异常贫困，进城后，要么找一个卑微的职业，要么住进贫民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头带红头巾、身体瘦小、有男子汉气概的塔切特斯“牛仔”们和他们走路轻盈的漂亮女人，这些牛仔们眼下好似半人马兽，他们骑在自行车上，车两旁颤悠悠地挂着两个硕大无比的牛奶桶。这些城市化了的部族，各自有着他们的舞蹈和庆典，我们经常听到彻夜的锣鼓声（偶尔会被工厂的鸣笛声打断）从这个或那个点着火把的胡同中传出来。

了解匹兹堡，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阿赫梅达巴。比如说，无论哪里的印度人一听到有人要去或者来自这个城市，都要问“为什么是阿赫梅达巴？！”就像当年美国人想知道是什么吸引某人去匹兹堡一样。在这里，喷吐的浓烟也同样意味着繁荣。无论是金钱、文化，还是公共福利，首先都是由少数几个富有的大家族作为封建家族式的礼物提供出来，然后由工会组织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阿赫梅达巴的企业主，像早期匹兹堡的企业主一样，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带着文明假面具的强盗财主。而这种反感被下列事实进一步证实，那就是这个城市是由“班尼亚人”统治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古老的商人种姓，坚持信奉他们自己的耆那教。阿赫梅达巴的班尼亚人的形象，大体类似于美国的“匹兹堡佬”。他们值得尊敬的地方有：进取、谨慎、现实、妥协和精明。甘地恰巧就出生在一个小镇的班尼亚种姓家庭。他名字的含义即“杂货商”。当他从南非回来时，他把真理学院设在沙巴玛第河边，因为他感到他应该从这个地区开始，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影响印度的广阔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