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们上学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估计我们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毕──业──秀！

这个秀，从氛围和每个人投入的感情上讲，跟布莱恩公园的纽约时装周真是不相上下，不过是设计系每个毕业生只需完成一件作品，系里每个专业──童装、针织装、晚礼服、西服、内衣，等等──各自组成一台相对独立的小秀，一晚上四个小时上演完布莱恩公园要一个星期才能演完的内容。当然，最大的区别是我们还不用品尝销售压力的滋味，它完全是一场毕业前的狂欢。

为了这场狂欢，学校的耗资可是不菲。布料辅料全赞助不说，还帮我们每个学生选雇了模特。送到我们手上的资金不但足够我们买全材料，而且是足够买市场上最好的材料，这着实让我们过了大瘾。

完成作品的时间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对我们每个人却都像炼狱一般，因为除了很少几个同学在假期做过实习，或有过些许工作经验，大多数人对工业流程一窍不通。老师和老师聘请的校外指导（通常是有名的设计师）从看我们的草图开始，修改、归纳，再修改再归纳，构思出内衣专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色彩主题，然后手把手地帮我们每个人确定布料，指导我们打版、裁剪、试衣、缝纫，直到完成。到作品全部完成时，我们的老师大多嗓音嘶哑，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能完成作品的同学也多半脱了层皮，但可惜的是，仍有脱了皮也没有完成的，或没有希望完成的，老师便只得狠心地把她们排除在T台秀之外。

这样的时候，总是班上最黯然的时候，看着她们恸哭着离去，我们也都肝肠寸断。但是，老师说，没办法，时装工业就是这么残酷，你不行就只能出局。因此，当大秀终于要上演时，我们都为自己能存活下来感到幸运，也就更想使劲感受完成一个工业周期后设计师的快乐。

这场秀是纽约时装学院每年最大的盛典，不但时装界的名人会来，一些社会名流也会捧场。作为学生，我们每人可以邀请三位家人或朋友陪同出席。我当时只有廖老师一个亲人，于是另外两张票，一张给了我们的好朋友肖健，另一张给了我的老朋友徐冰。

请徐冰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那件毕业设计“大作”上有他的贡献。

我的设计是两件套睡衣，里面的一件是灰色缎面配橘色缎带吊带睡裙，外面的一件是灰色硬纱配橘色缎带睡袍，两件衣服上都设计有一幅水墨画装饰。

但我自己并不会画，当时想到了徐冰。他是版画出身，我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帮我画幅水墨梅花。他问我画在什么上面？我说在丝绸上。他说应该可以吧。于是，一天晚上，我下了课，就带着裁好的几块料子坐地铁去布鲁克林找他。那时他刚刚从Soho搬到布鲁克林，安了新家，工作室就在新家地下室里。W我拿出料子，他拿出毛笔，嗫嚅着，“这有什么难的，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画？”我说，“唉，我就真的不能。”他一边往布上画着，一边继续嗫嚅，“不就是梅花嘛，照着画不就是了。”他一共给我画了六块，最后我用了两块。

完成作品的那天，《纽约时报》正好刊登他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大奖的消息。我立刻拿着我的衣服跑去对老师说，哦，这就是今年麦克阿瑟奖得主为我画的。我的老师说，“让他来看秀啊，我要见见他。”

来看秀那天，他穿了件黑呢外套，我也穿了一件闪亮的丝绒衫，都很郑重。看照片我才发现，他当年也有过那么一头墨黑的自然卷发呢。开演以后，他几次问我，“哪儿呢？哪件是你的？”我说，“还没出来呢。”等出来了以后，他还在问，“哪儿呢，出来了吗？”我正在兴头上的极度兴奋立时被打击了下去。是啊，我的作品只有那么一件，我的模特从台侧走到台前，很快就走了回去。

尽管如此，大秀结束后，我还是亢奋得无法平静，他们便说陪我去喝酒。我们走了几条街，走进一家意大利餐馆。我跳着脚走了一路，坐到餐桌上时，心还在飘。跟他们碰完杯，徐冰慢悠悠地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整个一台都是你的作品啊？”

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快清醒了，但我记得我像小学生似的对他说：“不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