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兴起，给美国本土时装公司的经营模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中最直接的后果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很多公司都关闭了旧有的内部车间，把打版和样品加工这个技术部门整个移到了海外，造成大量打版师和车工失业，连带曼哈顿岛上很多车衣工厂倒闭。不过大浪淘沙，能留下的，都一定是最好的。

我工作过的内衣公司，大部分都没有本土车间了，但也有几家幸存者，比如老牌私营内衣公司寇玛就有全套从打版师到绣花工到车工的庞大车间，而且就设在我们的设计室门外。每天出出进进，听着机器一片哗哗的响声，就似乎总能听到传统时装工业的余音。在这种技术部门，少数族裔总是占大多数，一是因为技术部门对语言的要求不是太高，二是，我个人觉得，少数族裔大多动手能力强。打版师里印度裔和亚裔都不少，可最好的，我碰到的都是俄裔。车工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波多黎各、玻利维亚、巴拿马，而最好的要算华裔。

俄裔打版师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成双成对。我在不同公司合作过的最好的两个打版师，维多利亚和伊莉阿娜，都各自有一个和她们背景、年龄，甚至性格都很相像的同伴在一起工作，形影不离，吃饭一起，加班一起，碰到难题也一起讨论解决。我的老板“花”曾说，她们是心连心的，雇一个就要雇一双。俄裔师傅都很认真，有时甚至是较真，聪明，眼光好，技术更绝对没得说。能碰到一个好的打版师是设计师的福气，因为说到底，设计师无论多么美好的设想，如果没有打版师帮他们变为成衣样品，就总是纸上的一幅美丽图画。因此，打版师的品味和经验往往对设计师来说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致命的坏。也正因此，许多资深打版师的薪水会比设计师还高。

我在寇玛时，因为做不同的品牌，共与三个打版师合作过。一个美国人，你把草图给她，她返还给你的样品好像总不如你所想象的，我们把这叫做设计被“降级”。一个印度裔，返还给你的，不多不少，往往是你所期望的，算是与设计“平级”。最后一个就是维多利亚，每次交给她草图，她返还给你的都会超出你的预想。有时一个不怎么成型的设计图，到了她手里也好像有了生命，立刻鲜活起来，我们把这叫做设计“升级”。而这就是一个好打版师和普通打版师的区别。公司虽然说一视同仁，但谁都知道，每每有重要的设计作品，总是会交给好打版师做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对来自前苏联的师傅们多少会有天生的亲近。有时觉得她们像自己人，想跟她们聊乡情，也总以为会从她们那里得到共鸣。可是不然，聊了几次后发现，她们都对故国怀有很深的敌意，连说都不愿说起。

问她们是不是会像我们一样想家，她们只是不屑地摇头，好像这是个多么愚蠢的问题。

打版师傅把布料裁剪好后，还要交由车工缝纫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品。我最好的几个车工都是亚裔，而且是华裔。她们聪明，因为手艺好，有时也不免倔强，甚至不怕跟老板翻脸。对于我，她们常常给予无限的期望，看到我被老板训，她们会过来给我打气，看到我忙碌没吃饭，她们会送来几块饼干。无论我什么时候让她们赶工，她们都从无怨言。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们说，“Emily，有一天你一定能比瑞基做得更好”——瑞基是我们公司最大牌的设计师，也只给大牌做设计。而当我决定离开公司时，她们真是比我还难过，就好像我把她们的希望带走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