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渊与突厥的交往中，李世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和当时许多突厥贵族的交情非同一般，甚至称兄道弟。劲敌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频繁进犯，与唐军交战基本上都能大获全胜。而只要李世民领兵作战，形势立即扭转，不仅一举击败刘武周，而且刘武周逃奔突厥后，反为突厥所杀。李世民的出师大捷虽与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有关，但也有史家认为李世民与突厥的密切关系很可能是他取胜的关键。

而李世民似乎也决心利用突厥这枚棋子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争夺太子的位置。于是，每当宫廷里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流言，或者父亲过于偏袒建成和元吉的时候，突厥就会大举进犯。而当父亲必须倚重他解决突厥问题的时候，任何危机都会轻而易举地化解。

更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基本上没有与突厥发生过正面冲突，只要他到了前线，突厥就会迅速撤兵。他经常是单枪匹马、无所畏惧地去找突厥统帅谈判，据说是给别人讲一番大仁大义的道理，突厥人就自惭形秽，痛哭流涕地撤走了。这种说法只能骗骗小孩子，说李世民与突厥合谋演戏还可信一些，一个人去谈判不过是怕别人知道真相罢了。

时间长了，李渊对这个儿子不能不产生怀疑：你会不会以后借助突厥干出点什么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李渊总是让建成和元吉镇守北方，尽量把世民派到南方去，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他与突厥接触。

后来，随着唐王朝实力的增强，李渊对突厥的政策也开始强硬起来，唐军对突厥由单纯的防御战逐步转为主动反击。李世民与突厥的交情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高祖不曾怀疑李世民内外勾结，李世民在高祖心目中的分量也会大大降低。种种迹象表明，李世民的处境已经日渐艰难了。高祖一改以往在儿子之间“和稀泥”的方式，开始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打击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李世民手下的得力干将房玄龄、杜如晦被逐出秦王府。尉迟敬德则差点被杀。

当突厥再次大举进犯的时候，高祖一反派李世民出征的惯例，让李元吉统率部队出征，将李世民完全撂在一边。局势对李世民非常不利，他有些乱了方寸。此时突厥作为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已经失去效用，这意味着他几乎是砧上之肉，任人宰割。他必须抢在李建成之前下手，否则自己性命难保。于是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退位。两个月后，李世民登基为帝。

篡改历史的皇帝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撰修历史。在唐朝以前，史官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职业，他们宁可丢掉性命，也要秉笔直书，是什么就是什么，决不能瞎编乱造。唐代以前的皇帝们也很讲规矩，不管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史官愿意记下来他们也基本上不太干预。可惜这种良好的风气到了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这里就消失了。

唐高祖李渊当了10年太上皇后驾崩。就在葬礼举行前10天，唐太宗大概是觉得自己做的有些事情很不好意思，就通知史官说想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可是李世民并没有死心。过了几年，他又客客气气地跑去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答道：“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旁边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一个钉子。

后来又经历了一些宫廷变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难听的流言，太宗越发关注史官给自己的记载，于是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提出了第三次要求：“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后呈上来。”臣子虽然不同意，可太宗却坚持要看，最后终于得偿所愿，并且一本正经地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

有了这样明确的指示，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记述的“玄武门之变”。从此以后，一代代的皇帝都学会了篡改历史，中国古代的史官没有了尊严，地位一落千丈，历史的真相也就越来越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