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人们偏爱一种食物、忌讳另一种食物并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习俗造成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原因其实在宗教之外。

圣牛崇拜的背后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多数量的牛，大约18亿头，同时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生病的、绝产的、无奶的、衰老的和残弱的牛。这样一种境况理所当然地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印度独特的神牛崇拜——没有人可以杀牛或吃牛肉。

初到印度的旅游者都会看到一种奇异有趣的现象：车来人往的城市大街上，老牛三五成群大摇大摆地游来逛去，有的干脆街心横卧，对周围事物不理不睬，一副怡然自得、唯我独尊的样子，而往来的各种车辆、行人都躲着、绕着它们。牛，好像成为城市的主人，而人，反而成了客人了。

与牛的逍遥自在形成反差的是，印度还拥有7亿人口。显然人们无法否认，如此众多的人口必然对蛋白质和热量有更多的需求。为什么饥饿的印度贫民不能用牛来补充短缺的肉食呢？人们一般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宗教的狂热。对牛的崇拜和保护正是印度教的核心教义。圣雄甘地甚至说过：“牛是印度千百万人的母亲。古代的圣贤，不论是谁，都来自牛。”

但是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来说，这个解释并不完满。为什么“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是保护牛，而不是马或者骆驼呢？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把牛视为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印度教不同呢？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经过一番研究，认为印度教对杀牛的禁忌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人类在获取食物问题寻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其实印度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吃牛肉的，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吠陀》中并不禁食牛肉，在公元前的1 000年里牛肉是印度北部常吃的动物肉。但是后来印度人口增长，森林减少，大批土地用于耕种。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把一头母牛当做食物吃掉所获得的营养是很有限的，而一头母牛生产出的牛奶含有多得多的营养总量。况且，贫穷的农民还需要牛来耕田。所以保留牛比吃掉牛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婆罗门教从食用牛肉到禁食牛肉的这一转变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炎热、干旱的印度次大陆上，牛这种拉犁的动物和牛奶的生产者从此任劳任怨地喂养了急剧膨胀的人口。

吃，还是不吃？

马文·哈里斯认为，人们选择某种动物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是由获取动物的支出/收益比最低决定的。所以人类尽管是杂食动物，却只狩猎那些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热量回报率的动物。

像印度人不吃牛肉一样，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也拒绝吃另一些动物的肉，这也可以从收益最大化上来解释。比如说中东地区，很早就被人类驯化的猪也同样不可以吃，因为猪需要用麦子、玉米、土豆、黄豆等食物来喂养。在消化器官和营养需求方面，猪跟人类都很接近。在森林减少、人口增加、土地沙漠化加剧的中东地区，饲养猪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中，看见猪、触摸猪都是不吉利的，人们也不会饲养猪。而以草和树叶为食的动物如牛、山羊等则是好养也好吃的。

一种动物如果保留它的用处大于吃掉它的用处时，人们便会选择保留它，否则它就被吃掉。马就处在这样一种时而被吃时而被保留的边缘。穆斯林兴起后几十年间迅速扩张，天主教的欧洲领教了穆斯林骑兵的威力。马在欧洲急需被作为战争工具保留，教皇在732年颁布教令禁食马肉。而蒙古人的铁骑横扫欧洲的时候，每个骑兵配有12匹马，这些马既是坐骑也是跟着跑的食物。

古罗马人把战争中抓来的俘虏变成奴隶，而南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却毫不含糊地把俘虏当做美食吃掉，这是因为对罗马人来说，让俘虏从事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远远大于他们自身作为食物的价值。而阿兹特克人从来没有驯养出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他们处在动物性食物短缺这样一种特殊的营养状况之中。所以对于阿兹特克人来说，吃掉俘虏的收益是最大的。

除了大型动物之外，人类也还能以蚂蚁、蜜蜂、蟋蟀、蚕蛹、蝗虫等小动物为食。同样重量的昆虫肉含有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不少于同样重量的牛羊肉所含有的。但食用昆虫在世界各种主要文化中不很普遍，这是因为昆虫等小动物抓起来太费力。在非洲蝗虫以几百亿只的数量成群出现，所以它们就很容易地成为非洲人的盘中餐。

总之，人们偏爱一种食物，忌讳另一种食物并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习俗造成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原因其实在宗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