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工夫，美国的犯罪率从灾难性的高度戏剧性地全面下降。有经济学家说，兴许是毒品新产品和堕胎帮了大忙。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犯罪率持续走高。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枪杀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盗窃汽车、强买强卖、抢劫、强奸……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更糟糕的是，所有的专家都肯定地认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并有人预言，一些年轻的新生代杀手将把整个国家带进万劫不复的灾难当中。

然而，10年之后，奇迹出现了，美国的犯罪率不仅没有“不断上升”，反而几乎所有类型的犯罪率，大到人身袭击，小到盗窃汽车，都在下降。青少年犯罪率在5年时间里下降了50%多。

专家们纷纷抛出自己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经济增长了，可是在美国经济增长更为迅猛的60年代，犯罪却最为猖獗。有的说是法官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死刑，可是死刑只能威慑杀人犯，其他犯罪为什么也减少了呢？还有的说是因为枪支管制，但枪自己又不会犯罪。对于这个难题，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说，兴许是毒品新产品和堕胎帮了大忙。

毒品泡沫破裂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毒品成为美国最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每年要花费200亿美元来打这场禁毒战争，联邦监狱里的犯人60%都是毒品犯罪分子。可是对毒品供应的打击使毒品更为紧俏，利润高涨吸引更多毒贩铤而走险。

紧随毒品而来的是犯罪。由于毒品的生产和贩运都是非法的，不受法律的保护，因而毒品交易中的纠纷只能诉诸武力解决。于是，不管是贩毒集团最后演变成黑社会，还是黑社会插手毒品买卖，总之贩毒这个行当一刻也离不开暴力。

当时由于受到摇滚巨星、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甚至是政治家们的追捧，可卡因几乎成了权力与个人魅力的代名词。它干净、洁白、样子非常好看。相比之下，海洛因却会让人感觉不够档次。可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毒品贩子们来说，可卡因的销量从来都不被看好，因为它太贵了。于是遍布全美，甚至包括加勒比海和南美的毒贩和“瘾君子”们都开始想办法提纯可卡因。一种新产品——强效纯可卡因问世了。

对于那些收入不高的吸毒者来说，强效纯可卡因无疑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毒品。因为他只需要购买一点点，通常只需要几美元。它的效力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直达人的人脑，然后很快消失，这样就会促使隐君子们不断购买更多的可卡因。所以从一开始，强效纯可卡因就注定会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高档毒品终于流入寻常百姓家。毒贩们更加努力地扩大自己的销量，不惜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同帮派的人。为了争夺毒品销量较大的地盘，毒贩们甚至会发动枪战，暴力犯罪大大增加，仅在1988年就有25%的凶杀案跟毒品有关。

然而，就在人们惊呼暴力犯罪泛滥成灾的时候，从1991年开始，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行为却开始消退。这是为什么呢？毒品仍然在流行，真正减少的是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利润。

随着毒品的普及，可卡因的价格越来越低。毒品贩子们为了竞争也相互压低价格，利润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后，毒品泡沫就像股票市场上的泡沫一样全面迸裂。年轻的毒品贩子们纷纷意识到自己不值得为了如此低的利润去冒险。很快，毒品交易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毒品贩子们也不会再为了抢夺地盘而相互厮杀，更不会冒生命危险去买卖毒品，暴力犯罪自然也就减少。

从1991—2001年，年轻黑人（他们在毒品贩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的凶杀案发生率下降了48个百分点，年龄比较大的黑人和白人当中的凶杀率也下降了30个百分点。经济学家推算，强效纯可卡因至少为犯罪率下降作出了15%的贡献。

堕胎对社会有利犯罪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堕胎。听起来好像莫名其妙，可事实上堕胎是否合法对于犯罪率似乎确实很有影响。

在美国，是否允许堕胎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1900年，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这个禁令直到60年之后才在某些州略有松动。1973年，一个名叫诺玛的女子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她是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再次怀孕的诺玛只是想进行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最后法庭宣判诺玛胜诉，并且颁布法令，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

什么样的怀孕女性会选择堕胎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孩。事实上，当一位女人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她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她的婚姻很不幸福。她可能觉得自己太穷了，没法抚养孩子。她也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本身就不够稳定，或者是不够幸福，或者是她觉得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惯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她可能是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或者是还没接受到足够的教育。她也可能很想要孩子，但不是现在。总而言之，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那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觉得自己目前无法把一个孩子健康地养大成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让孩子出世，他们成为贫儿的概率要比正常婴儿高出50%。而且即使被生下来，这些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概率也高达60%。研究表明，那些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比普通孩子大一倍。未成年母亲也是导致孩子长大成为罪犯的一项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母亲是导致孩子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因素。她们甚至会痛恨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根本不会为他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换句话说，对于成千上万名选择堕胎的美国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过上不幸的生活，甚至会成为罪犯。

法令颁布之后的第一年，美国大约有75万名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出生婴儿人数与堕胎数之间的比例为4∶1。1980年堕胎女性数字达到了160万人，每出生225个婴儿，就有1例堕胎。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在法令生效之后第一批出生的婴儿成长为青少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犯罪的黄金时期，美国的犯罪率突然急剧下降。这说明，当初有很多可能会成为罪犯的人并没有出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曾经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堕胎为非法。跟那些禁止堕胎法令颁布之前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些被迫出生的孩子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遇到了挫折：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差，在就业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成为罪犯的概率也要更大。1989年，东欧剧变，成千上万名罗马尼亚人向当局发出抗议。许多示威者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和在校大学生。齐奥塞斯库最终被推翻并枪决。讽刺的是，要不是他那道堕胎禁令，最终推翻他的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社会是如此复杂，复杂到我们常常很难用直截了当的原因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也正是如此，它才会激起我们无穷的兴趣和乐趣去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