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古巴经济中最关键的职位交给你,因为我无限信任你,切……"
因此,不难理解,对古巴革命领袖来说,同意一个如此需要且亲近他的人离开是多么不容易。他们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问题,而格瓦拉到底还是向朋友证明了自己离开的正确性,同时还请求给予武器和人员方面的帮助。卡斯特罗只是建议这件事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和全面公开,以便"古巴人逐渐习惯在他们当中少了切这个人"。出于这些目的,格瓦拉暂时化名迁居到古巴的一个农场(还记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所提到的砍甘蔗的事吗?)。
苦于新闻记者的"穷追",菲德尔回答说:
"我唯一能告诉你们有关格瓦拉少校的近况,那就是他将一直置身于革命最需要他的地方。我想,他周游非洲是非常有益的……他还到过中国……他是一个多面手,是一个特别有才干的人……"
他们在墨西哥城建立友谊的初期,埃内斯托·格瓦拉坐在墨西哥警察局的刑讯室里,写下了一首《菲德尔颂》:
我们走向前方,
在贵岛迎接霞光,
我们就像大地上的眼镜鳄……
沿着人们不知的道路投身战斗……
我们无论如何要夺取胜利,
哈瓦那在聆听你战斗的呼唤。
你我一支枪,
给我位于峭壁上的掩体,
别的一无所求,
如果我们遭遇挫折,
绝不会用哭泣迎接失败,
把古巴的头巾轻轻地蒙在战死者的身上,
就像英雄一样,
为了美洲的荣誉-让她璀璨夺目……
别的一无所求……
十年以后,格瓦拉又以书面形式致函菲德尔,给他写了一封告别信,并允许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发表。1965年10月3日,菲德尔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菲德尔!
此刻我忆起了许多往事,忆起了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跟你结识的情景,忆起了你建议我到这里来,忆起了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要是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什么人。这种事的实际可能性使我们大家都为之感到惊愕。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这条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所有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自此以后,我和古巴不再存在什么官方联系了,仅存的是另外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