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五年，终于得到单位一纸通知。通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深化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和四十五岁以下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限我一月内结清手续。大棒之外还有糖果，通知云：如在规定时间内解约，可获两千大洋奖赏，并按工龄每年补偿一千大洋；晚签一天扣一百大洋，扣完为止。如果你要叫板，理论上讲有两种前途：一、一文钱拿不到，合同一样解除；二、破坏社会秩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那一段时间，天天都是企业改制的新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字当头，以股为主”一类标语，活像一场新的运动席卷而来。一些有政治觉悟和商业嗅觉的色情场所也打出标语“卖字当头，以‘股’为主”。所谓改制，说白了就是把国企强制性“卖”给公仆，书记厂长经理什么的；主人则必须买断工龄，再带资上岗，等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还要对“新兴资本家”感恩戴德。

这把在头上晃悠了几年的大刀终于砍下来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在这个古怪的话语系统中，任何别扭的事情都可以弄得合情合理甚至大义凛然。比如，把你关进牛棚，那是为你好；变相劳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砸了你的饭碗不叫失业而叫“下岗”。这样的高明是显而易见的，你失去“岗位”并不等于失去“职业”，就像你失去“老婆”，并不等于失去“妻子”。所以即使你饿得眼冒金星，看上去却红光满面；即使你荒成了手淫犯，也得装出一副西门庆的模样，你也就失去了抱怨的权利。

这样一算，我可拿七千大洋补偿后滚蛋。这笔巨款，在当时可买一部二流手机供你招摇一阵；买几头注水猪，可以吃个一年半载；到偏远山区买个丑媳妇，也可以与你共度余生啦。

这是家小国企，我到这儿工作纯属意外。我这个师范生，本该去教书育人或误人子弟的干活，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行当很不体面，师范被称为“稀饭”，若避瘟神。报考“稀饭”学院，纯粹为了换个干部身份。那会儿考大学可不像现在，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活生生把人逼疯，我有两个同学因此自杀。我智力尚属正常，学得口吐白沫神经紊乱，还补习了一回才挤上独木桥——现在还未彻底痊愈的脑残，就是那时候弄出来的。哪像现在，凡精神病院和垃圾站不收的，大学都收。

毕业后，有好爹好妈的，成了公务员；差一点的，进垄断企业或事业单位；再差的，送个礼赔个笑（或许陪个睡）也能进市区或郊区学校，遥望灯红酒绿流口水；最倒霉的，一律去边远山区。靀城本已属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的平方，基本上判处无期徒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辈子。前途也有两个：一、成仙；二、成仙不成，成神农架人。

我本来还是愿意“吃粉笔灰”的。我这人低级趣味严重，有话痨的毛病，天生具备谎话说一千遍面不红心不跳的教育工作者素质。一旦登上讲台，立马获得话语霸权。当初老师怎么折磨我的，我要连本带利收回来，社会学管这叫婆媳理论，经济学术语叫隔代收租。想到一拨又一拨被绑架了的蠢货规规矩矩听我口吐莲花唾沫横飞，哪怕是假装的虔诚，都会让我产生真实的成就感。另外，不坐班再加上两个假期的福利，还是可以挖点自留地经营个花果山什么的。

但我如此庸俗的要求也被剥夺了。本来当地一所成人高校发了公函要我去，但教育局非要我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这俗坯可不想成劳什子仙。我压根就不想给他们好处，一见那脑满肠肥一脸正义的脸我TMD（注：一句口头禅，疑似一句国骂。全书同。）就想吐。别的同学都上班几个月了，我还没着落。我妈急了，我也拧不过。经过踩点，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拎着腊肉香肠好酒好烟特级挂面鬼鬼祟祟来到教育局大院，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头儿的家门。我的确比较冒险，因为压根就不认识此人也没中间人。半晌，一个肥得如同地滚球似的娘儿们拉开门，看我的目光活像上海人家来了个苏北穷亲戚。验货后一脸鄙视：“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哪啊？”

走投无路了，老爸豁出离休干部的老脸，找到市上一分管领导求情，赔了教育局一笔钱，才把我要到这个单位。这个掌管着城市居民某种生计的国企，随着改制风雨飘摇，我去了不到一年就屁也不是了。我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干部身份，还赔了一笔钱，转眼又成了下岗职工。我TMD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