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不久，我拿到了下岗证，普天同庆。这是一张巴掌大小红色塑料硬壳，里面照例是标准照、生辰、单位、工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信息，然后何时光荣下岗，最后是“有关部门”脏兮兮却很权威的印章。我深情地凝视着这个红色塑料壳，越看越兴奋，它的做工一点也不粗糙，和无数荣誉证相比，惟一不同的是毫不起眼的“下岗”两个字。

这个国家盛产形形色色的证件、证书和证明。打我上小学开始，我就获得过无数个类似的证件，什么“三好学生”、“优秀选手”、“标兵”、“积极分子”……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张白纸或硬壳塑料归了类画了圈，你TMD就必须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终其一生。你什么货色，几斤几两，哪来哪去，全然不由你自己说了算。比如现在，自视甚高绝顶聪明的我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

照片中的那个稚气未退的倒霉蛋看着让人别扭，转念一想，不到三十岁就退休了，你小子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新证件，有时候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楼道幽深，光线昏暗，浓重的酒精和各种药剂的混合气味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扑鼻而来。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淡定的白大褂和看不见的幽灵来来往往。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制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肥胖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着，发出滋滋的电流声。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好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言行，也无法说服他们。

幸好中医院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和我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微闭的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今天去哪儿了？”他问。

“我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买断工龄了？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改革，和你们商量又能怎样？谁让您在企业里混了一辈子，离休了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笑眯眯的弥勒佛。

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抽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些老头子，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会把我们拉去烧了。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个病友老头老廖插话，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