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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有张床 第一章(5)

我在北京有张床 作者:李波


“那有什么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什么三十而立,那是因为古代人寿命短,四十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激动,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给你们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两位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了。”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什么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赤白脸地走了。

坦率地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经过两次莫名其妙无疾而终的恋爱,反倒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的狂潮再次掀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儿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吃,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新潮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去考研,至少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聪明度实在太可笑了,跟电视上那什么“幸运250”似的。当年高考,纯粹出于社会偏见。

但此刻我走投无路。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考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毁掉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我愣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和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的屁民,哪里有我的戏呢?撤了吧,免不了愤愤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混吃等死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老爸一天天老去——特别是中风后医生私下坦承,如遇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触手可及又可戛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我实在不想什么延续生命,至少不想延续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塌糊涂,延续干吗啊?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晚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胡思乱想着。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凉风吹佛,晚霞西沉,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颜色。远处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靠窗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她有些奇怪地问:“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地问:“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第一次遇到。”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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