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品之害

现在，重回家电下乡这个话题。

家电下乡消耗掉的不仅仅是农民原本脆弱的购买力，同时，也有商家和有关部门的信誉。在家电下乡过程中，一些不良商家乘机把积压商品、过时淘汰的商品甚至翻新的商品或者“山寨”产品卖给农民，有的商家则提高售价，农民买到的补贴价格远高于城市。

不妨看一则《广州日报》刊发的报道：2009年12月初，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这意味着什么呢？美的集团副总裁黄晓明向媒体透露，行业内的维修率，空调产品大概是0.75%，冰箱1.08%，洗衣机0.59%，如果家电下乡的产品维修率达到12.6%，“那就反映出家电下乡的产品质量是有问题的，是非常不合理的”。该报还举了一个具体例子：秦小姐8月份购买了一台家电下乡的冰箱，“但使用不到两个月，就出现冷藏室结冰的现象”。令秦小姐更为气愤的是，维修人员两次上门维修都是匆忙走过场，“根本无心帮你修”，“最后投诉到监管部门才真正修好”。

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是非常艰辛、非常淳朴的，一些不良商家的不诚信做法，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毕竟，农民尤其贫困地区的农民挣点钱实在太难了！

欺骗的结果是农民用脚投票。陕西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08年12月16日至1月4日20天时间内，陕西省“家电下乡”共卖出370台家电，平均一天只能卖掉不到20台家电产品。别说陕西全省，即便是按照西安市的设想，几百台的起点都太低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骨子里都有消费的欲望和动力，消费从来都是不需要外力去拉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消费，根源在于他必须用储蓄来应对社会保障缺位的风险！

中国要想真正拉动内需，必须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格局，走民富路线，增加民众的收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庞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要启动这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也必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前提。

同时，也必须让农民有利益诉求渠道，拥有更畅通的发言权。

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今各种强势利益集团崛起，弱者的话语权被削弱。甚至，在他们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很难通过高成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更多的是走上充满艰辛的上访之路，期待上级给予解决。

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

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到2010年，两者的差距为3.23∶1。

1993年后，为何会突然成为一个影响农民收入变化的分水岭？

仅从利益诉求渠道这个因素来说，是因为这一年之后，农民的话语权被弱化了。以农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为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还占23%，到第八届（从1993年起）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我国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其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趋同性！

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降低，使得农民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强势的声音更容易对相关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数据表明，恰恰是从1993年以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仅1995年一年国产尿素价格就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而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却非常之低。农工产品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94年时，已经达到670亿元，如果算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数额更大。

从表面上来看，农民只是生产资料涨价的承受者，而从实质上来看，则是农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承担成本，即通过损耗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倘若农民在相关政策讨论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利益诉求渠道，由于政策倾向性导致的“剪刀差”问题还能存在那么多年吗？有人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吞噬。而且，同样由于农民话语权太弱的缘故，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农民话语权的削弱，也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表明，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至少在15年以上。由于公共投入不足，农村居民要付出更大的负担。比如教育，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1/4，导致农村不少贫困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医疗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我国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一度不足城市的1/6，因病陷于贫困或生病无钱治疗的状况在经济落后地区非常普遍。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农民参政能力的提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

当然，人大的作用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并没有如此重大。我写出这一点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希望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关注“三农”问题，为弱势者呼吁。从古到今，这何尝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和应遵守的本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