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接着说了一段话——用苏格兰土语。

“但是你怎么……”

“没什么稀奇的，”他又恢复了高雅的英语，“我所有的苏格兰导师们都能讲一口出色的英语，我也是这样。毕竟，任何一个口音听上去像苏格兰人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棒打。你们应该知道，英国曾发生过一场内战，英王詹姆斯党人叛乱，反对英格兰人，那是在——啊，那一年对你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在1745年吧。”在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暴动中，他们试图将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自称有权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三世拥立为英格兰王，并重建教皇的权威。在这段内战时期苏格兰人遭到英格兰人的敌视。

他拍了一下扶手，“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是傻瓜，所以我接受了语言的变化。如果讲统治者的母语就能变得不引人注目，为什么不呢？我那个时代的苏格兰语是一种讹误颇多的语言，在那种乱糟糟的土语中怎么会有科学的进步呢？”

斯密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也许知道，我是以教修辞学开始职业生涯的——是的，而且是教文学作品。那时，我从大学毕业几年之后，还未找到工作，便回乡奉养母亲。一个朋友建议我去爱丁堡教公共课，操着一口‘牛加剑’口音的英语并没有影响我的报酬，而是相反。几年之后，这些讲座帮助我在格拉斯哥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我看了看朱莉娅。

“‘牛加剑’是牛津加剑桥的意思。”她说，“是文化界绅士们时髦优雅的精练说法，是教育领域的阳春白雪。”

我皱了皱眉头。这几乎不是我想象中灵魂附体的样子。如果哈罗德由于某种精神疾病而用这种声音说这些话，他就是在刻意地制造骗局。然而我想，如果真正的亚当?斯密确实要在什么东西上“附体”的话，他就会对关于美国的高额税费和政府干预表示同情。相反，我感到我是在大学口语考试中接受询问。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继续说，“有关修辞技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听众听到的东西不同于讲话者想要说的内容。那也正是我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现在的经济学家们，即使他们听了，也并不理解我所讲的内容。”

“我们可以回到你刚才讲的关于灯芯和蜡烛上去吗？”我问，“关于社会，经济学家们失去了什么？”

他竖起一根手指以示强调，“人类之间的重要的相互影响使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

“之间？”我对朱莉娅眨了眨眼。“斯密博士，”我强调着他的头衔，“在今天这个时代，临床心理学者处理情感问题，社会学家担忧社会问题，哲学家们辩论道德问题，而经济学者们远离这一切，研究市场，这叫做‘劳动分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可是你认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