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也就是萧三仙逝后不久，我专程去成都采访了胡老。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去访问胡兰畦的那一幕。那是在1984年，初夏晴朗的一天，山风悠悠，阳光璀璨。我在《成都日报》社后边的一个小院里找到胡兰畦老人的住所，就在那间整洁、简朴的居室里听她侃侃而谈，绵长的回忆把我带进那个遥远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已届耄耋之年的胡兰畦早已找不到青春时代的风采与美丽。她穿了一件厚毛背心，但行动并无老态，很热情，思路敏捷，珍贵的过往依然清晰如昨。因怕她太累，这次采访是分几次进行的。她毫无保留地畅谈往事并把萧三写给她的信交给了我（我转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读时不胜感动。

晚年胡兰畦 选择胡兰畦这个采访对象与萧老生前的”铺垫“有关。

萧三讲，自己在苏联时，胡兰畦已小有名气：她于1930年春到德国留学，认识了何香凝、廖承志等同志。在留德学生中组织反帝同盟，宋庆龄是该组织领导成员之一。由于进行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曾被德国反动派抓进德国女牢，经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

萧三说，1930年春至1933年春，胡兰畦帮助国内进步人士做了不少工作。

萧三与鲁迅的联络，还有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与国内的通信联络，许多都通过她。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与查禁，对于发自赤都莫斯科的书信基本采取查封、没收及迫害收件人的政策，而从中国寄到苏联的信件，基本上也是寄不出去的。这就迫使革命人士不得不采取迂回办法来实现联络的目的 ——双方只好把信件、书报等先寄到德国胡兰畦处，再由她贴上新的包装，”改头换面“从柏林转寄国内或莫斯科。有不少人是通过廖承志介绍到胡兰畦处来的，当然也有遗失的信件。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畦被捕、被驱逐出德国。胡老当时还记得，廖公介绍来的一位在苏联的中国人老贾，信件比较多，1932 -1933年整整一年老贾都有频繁往来信件，后来老贾也直接跟胡兰畦通信，谈文艺、文学、文联的事情，非常信任她，直到胡老被捕才中断，最终她也不知道这位”老贾“是谁。

胡老说：“东德反帝同盟和萧三有些联系，工作上有些事情我同他通信、商量。有些中央同志在国外都用外国名字，我也不问他们的真名。我是1931年入的党，我把它当做党的工作任务来完成。很多事情我向他请教，他总是很仔细、很乐意地给我回信。比如我在德国工作思想上的苦闷问题，就给他写过长信。 “ 德国火烧国会之后，胡兰畦就被捕了。三个月的铁窗生活刚刚结束，随即被德法西斯驱逐出境，到了法国本想继续进行革命工作，不料又被限定24小时内离境，转到英国，英国也不准居留。身无分文的胡兰畦只好写信给萧三，希望他能赞助她购买一张由西伯利亚回国的火车票。正在莫斯科忙于革命活动的萧三立即复信，不仅答应代她购票，并介绍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胡兰畦大喜过望，她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