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我现在想，我当时的评论纲领是不足道的。我写道：“这些影片失败了，因为它们不真诚。”在从事评论工作的时期里，我要否定的东西是某些一般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曾说道：“明日的电影将是更加个性化的，将像一种忏悔或一部私人日记。”现在的电影确实是这样了，但这个纲领已不再能满足我了。一个电影导演是在拍片时才显露自己的，而我在工作时才发觉我喜欢直接的忏悔。就说，尽管《四百下》是用第一人称拍的，但如往后倒退12年，我会更喜欢用第三人称来拍。我更喜欢用“他”来叙述故事，而不是用“我”。

以上谈话由彼尔·阿雅姆采访整理，见一九六八年二月《新亚当》杂志第19期

我那时把生活中存在的一切都看作是对电影的一种竞争，就是说，我厌恶戏剧，因为对电影来说这是一种竞争。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不去参加冬季体育锻炼，因此我不会滑雪，我不会游泳，我什么都不会；我不去看赛跑，也不观看体育比赛，什么也不看，因为我觉得这是背叛电影的。我既不会想去打猎，也不会想去钓鱼或想去做任何事情，我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我变得更加宽容，我同意别人去钓鱼，去打猎或去滑雪。但我自己呢？则一律不参加。

一一这是您当时的天性？因为您曾给我描述成这是一种天性……

一一是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天性。电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的。

选自特吕弗和加拿大广播电台记者，

阿丽娜·德雅尔丹的谈话一九七一年

我曾经是一个好的影评人吗？我不知道，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过去一向站在受到喝倒彩的人一边反对喝倒彩的人，而且我的乐趣常常开始于我的同事们的乐趣终止的地方：在雷诺阿的格调变化之时，在奥逊·威尔斯走极端之时，在帕尼奥尔或居特里粗心大意之时，在谷克多出现时代错误或过时习俗之时，在布莱松不加修饰之时。我想当时的时髦并不符合我的口味，我也赞成奥迪贝尔蒂的这句话：“最晦涩的诗是面向全世界的”；我那时知道，影片不管其具有商业性与否，都是可以商业化的，也就是说，都可以成为销售的对象，我从它们之间看到的是程度之不同，而不是性质之差异，无论对凯利一道宁的《雨中曲》或是卡尔·特莱叶的《诺言》，我都一样赞赏。（卡尔。特莱叶，1889-1968，丹麦著名的电影导演。《诺言》是特莱叶1955年根据1932年创作的同名舞台剧导演的影片。该片严肃地探讨了人们对基督教所持有的各种观点和理解，是一部完全脱离当时欧洲电影现代潮流的影片，但它荣获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一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