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大清国给各舰预定的编制人数，为中级兵舰洋员三十人，华人一百人；小型兵舰洋员十人，华人三十至四十人。你在英国私自招募了六百兵员，全是外国人，这怎么跟他们交代？再则，根据你与阿思本上校签订的协议，这支舰队的性质实为‘欧洲 — 中国海军’。且合同规定的四年中，阿思本虽属中国雇员，但只服从你一人的调遣，不受中央和地方节制，他们会答应吗？在我看来，这个协定不仅措辞笨拙，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对中国主权的明显威胁。中国人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愚蠢，你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只会过早地暴露英国人掌控中国海军的企图。”

李泰国咆哮了起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些黄皮肤的野蛮人懂什么！”

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父亲这样发泄对老上司的不满：“他看上去比过去瘦了。他变化极大。事实上，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吃力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他一定会说教，而不作解释。天哪！如果所有事情都变得一团糟，所有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5月中旬，父亲和李泰国、金登干还有一个叫包腊的海关新手从上海前往北京。他们坐“皇后号”先到天津。父亲和包腊彼此印象不错。这个来自约克郡的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身上充满着抑制不住的活力和冒险气息。而包腊也钦佩代理总税务司的年轻有为。至于那个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父亲早就打定了主意，日后一定要把他延揽到自己手下。此人精干，忠诚，日后必能倚为臂膀，堪当大用。

月底，船抵天津，稍作停留后便向京城进发。有一辆牛车装满了他们采购的面包、啤酒和葡萄。出发前李泰国又吩咐他的秘书买来两匹马，以备忍受不了牛车的颠簸时可以换马来骑。包腊日后这样回忆一行人出发时的情景：“一队牛车，共十二辆，另有三匹马，供牛车坐累时骑用。当一切备妥——牛车在外面等着呢——的时候，我们成了一支古怪的旅行队。牛车看起来和我们祖先时代经常来往于约克郡和伦敦之间的大篷车完全一样。去北京要四天路程，由于天气酷热，沿途尘土飞扬，一路没有客栈，这种旅行实在不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