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觅到了一线阳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舰队争执上的障碍看来可以消除了。那么什么是恭亲王说的“体制”呢？父亲觉得那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照恭亲王的意思，莫不是国家尊严的意思？因为从此前他的激烈反应来看，他担心的也正是李泰国的计划会有损于大清朝的面子。事实上，亲王已经在作出让步了。谈判就是进退的艺术，那就不能不给他们面子。所以，父亲向李泰国建议，不要再提更多的要求，以免把好不容易有了转机的事情弄糟。对于中方草拟任命一位清军将领为“中方总统”、阿思本被授予顶戴都抚衔为“帮办总统”，统统都答应下来。

李泰国说：“我提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要求，到最终都不得不一一放弃，真是人微言轻啊。我按照与公使先生卜鲁斯爵士商定的方法，一直强硬地对付他们，现在看来真是愚蠢透顶。我在他们的眼里肯定什么都不是了，对此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吗？我刚来的时候，骑的是一匹异乎寻常的高头大马，现在，我骑的怕只是一头小驴子了！”

父亲开始还想着要正告上司，问题的关键是他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国人，和他们同舟共济，而是以一个英国官员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使得他们有了疑心。但父亲怕说了又免不了一场争论，就把这些话生生吞了回去，说：“中国与欧洲大不相同，地方政府仅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帝国各省的官员，都由京中任命，并可对他们任意撤换。但一旦任命下去了，中央政府就不便对他们处理一方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除非总督或者巡抚提出报告，控告他的下属做了什么，或者监察御史对他们提出弹劾，中央政府才能采取行动。我们要求总署往各省口岸派驻税务监督，虽说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滥用税款，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会引起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甚至动摇帝国的根基，难怪恭亲王在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拒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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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盼的雨终于下了。连着下了两天，大街小巷泥泞不堪，城内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积水。因为争执已得到解决，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当儿，李泰国收到了他的妻子从上海寄来的信，说他的家眷患上了霍乱，李泰国急着要赶回上海去，于是催着总署把支款所需的命令缮写出来，这样他就可以没有牵挂地离开北京了。阿思本的舰队已经悉数开到上海，他想尽快把他们带到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