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离开北京是7 月的一个下午。这一天，父亲正好把家搬到安定门内大街的新居里。李泰国是坐轿子先去通州，尔后在那里坐船再到天津。这一个多月在北京，酷暑再加诸事不顺，在他真如地狱一般。他庆幸这地狱般的日子终于捱到头了。行前，他把父亲拉到一边，说：“昨天薛焕与我谈起了你，主要是恭亲王的意思，想了解一下你的待遇是否优厚。我已经正式告诉薛焕，马上就考虑给你加倍支薪。”

父亲窃喜了一阵子，加倍支薪，那是每月八百两哪，这真不错！

但第二天去总理衙门时恒祺的一番话把这欣喜冲得一干二净，“给你支双倍薪是恭亲王的意思，他还想把你提为帮办总税务司，但李泰国不同意那个‘总’字，生怕这样就赋予了你干这干那的权力。”

恒祺还说，“让薛焕出面嘱咐李泰国而不让文祥亲自出马，是照顾到李泰国的情绪，生怕让他看到你受到总署如此高度的器重感到难堪。”

卜鲁斯好像也风闻了父亲受李泰国挤压的事，破天荒地在李泰国走后的第二天邀请他共进早餐。结束一小时的长谈后，卜鲁斯安慰父亲说：“没有任何理由灰心丧气，总的来说，事情是顺利的。公使馆的翻译威妥玛先生说我们这几年在中国做的事一无是处，我就不同意，戈登将军在南方就干得很出色，你们海关也做得很不错。”卜鲁斯还提议，哪天有兴致时，一起到西山游玩一天。

李泰国一走，父亲才感到在北京的这一个多月实在是累坏了，人一松懈下来，浑身都不得劲，多痰，腹泻，睑腺炎，耳痛，喉咙肿痛，背上也长出了几个疮疖。虽说都不算什么大病，但此种小恙之令人煎熬，远甚于卧病。新居正在装修，糨糊、油漆吸引来了无数苍蝇，家里无乎没法待。雨后，又一轮高温天气开始了，父亲就躲到老朋友丁韪良牧师那里，翻译亨利? 惠顿的《万国公法》去了。牧师曾经告诉过他这个翻译计划，要把西方通行的公法介绍到中国。当时他也觉得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会消除中国人加诸外国人身上的某些偏见，鼓励丁韪良尽快译出来，并答应由海关出资印行这本书。他那时鼓励牧师说：“如果用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场上各色人等的分类法，我的人生更像行动者，你更像一个墨守书斋的静观者，老朋友，看着吧，事无大小，我们现在做着的每一件事都将在这个古老的帝国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