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我七岁时，父亲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正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东西。后来，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把这些笔记本装在手提箱里，留给了我。那时候，父亲坐在多摩咖啡馆（The Café Dome）里时， 常常可以看到让 －保罗?萨特从外面的街道经过。我祖母习惯于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钱。我祖父是个商人，他靠铁路行当挣了很多钱。在祖母令人心烦的眼光看管下，父亲和他的叔伯们才没把所有的遗产耗个精光，才没把所有的房子卖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钱已经用完，也不再给巴黎的波希米亚儿子寄钱。这样，我父亲也加入到一个世纪以来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军中。他们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悲惨可怜。像我的祖父和叔伯们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很有数学天分。钱花完以后，他就应聘报纸上的广告；他被IBM 公司雇用过，还曾被派往日内瓦的办事处。那时，计算机还要靠打孔卡来运作，大众对计算机所知甚少。就这样， 我的波希米亚作家父亲成了欧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后，母亲去和父亲会合了。她把我们留在祖母那豪华、拥挤的 家里，自己坐飞机去了日内瓦。哥哥和我则要一直等到夏天学校放假才 能去。而且，我们两人必须拿到护照。

我记得，为了照护照照片，我们得长时间地保持姿势，任由摄影师支起三脚架，在带有压气皮腔的木质装置后面盖一块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捣弄。为了让光线照在化学处理过的玻璃感光板上，他会突然优雅地抖动手腕，瞬间把镜头打开。但是，在此之前，他会先看看我们，然后说：“咦……”我觉得这个老摄影师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紧咬着嘴巴的歪脸形象。在这张照片上，我的头发是栗褐色的。那时，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为了这张护照照片才算破了个例。我当时翻看护照时，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没发现弄错了我眼睛的颜色，这个错误，我是在三十年后打开这本护照时才发现的。这件事情告诉我，护照并不是我们真实身份的证明，它只说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与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护照揣在夹克口袋里，乘飞机来到日内瓦，两人都心怀恐惧。飞机在降落时，开始倾斜着飞行。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叫瑞士的国家此时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包括云层，都立在悬崖之上，斜斜地向无限延伸。飞机转弯结束后，机身才正了过来。我们终于弄明白，这个新国家也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这才如释重负。现在，每当我和哥哥回想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大笑一阵。

这个新国家的街道比我们那里干净，宽敞。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种类繁多。路上的车辆也更多些。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尔的乞丐那样空着手乞讨，他们会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风琴。在我们把钱扔给他们哪个人之前，母亲会把钱用纸包好。我们那“配备家具”的公寓，离罗纳河上的几座大桥步行有五分钟的路程。罗纳河正是在这里注入日内瓦湖。

于是，我开始把异国生活想像成这个样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别人坐过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盘子，也是别人吃饭用过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这是多年为其他睡觉的人充当摇篮的结果。异国，就意味着是属于别人的国家。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使用的那些东西，永远不会属于我们。而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异土，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我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法语学校学习过，她让我们兄弟俩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厅的空桌子旁边，努力教我们学法语，整个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进入一所国立小学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先前简直什么都没学。父母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我们通过日复一日听老师讲课，就可以学会法语。课间休息时，哥哥和我会在嬉戏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寻，直到我们看到彼此，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这片异土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愉快玩耍的小孩。哥哥和我只能带着渴求，从远处观望着这个乐园。

我哥哥虽然不懂法语，但他每隔三个数字倒着数数的本事，却是整个班上最好的。而我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学校里，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的沉默。后来，我拒绝再去上学，就像人们渴望拒绝做那种没有人说话的梦一样。于是，当我们被带到各个城市、各种学校后，我开始变得内向，这倒是可以保护我免受生活的煎熬，当然它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终于，有个周末，父母让哥哥也退了学。他们把护照塞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离开了日内瓦，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祖母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