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不似想像的那般孤单。我们有前人的话语相伴，还有他人的故事、书籍、言语，以及被我们称为传统的东西。我相信，文学是人类为认识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社会、部落、民族，一旦他们关注作家那些复杂的文字，就会变得更智慧，更富有，更文明。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焚烧书籍、贬斥作家正是黑暗与邪恶时代降临的征兆。文学关注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一个把自己关在房中的作家，首先开始的是他的内心旅程。多年之后，他才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律，即他必须具有如此的艺术才能：如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讲述别人的故事，因为，这就是文学。而首先，我们需要从别人的故事与作品开始自己的旅行。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 1500册书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我二十二岁时，尽管还没把这些书都看完，但对每本书，我都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些书重要；哪些书浅显易懂；哪些书是经典著作；哪些书对任何教育来说都属于基础读物；哪些书是不必记诵，却饶有兴趣的地方史志；哪些法国作家受到父亲的高度评价。有时候，我从远处望着这个书房，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在另一所房子里建立自己的书房，比这个更好的书房，以此为我自己建造一个世界。从远处望着父亲的书房，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我们在自身所处的角落，从伊斯坦布尔观看到的世界。书房对此就是证明。通过一次次的国外旅行，我父亲建立起了自己的书房，大部分书籍来自巴黎和美国。当然，也有些书是从书店买来的，那些书店在 1940到 50年代主要出售一些外文书籍。另外还有些书，是父亲从伊斯坦布尔新老书商那里买的，这些书商我也认识。我的世界是本土——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体。 70年代，我也开始带着雄心壮志来建立自己的书房。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到的，尽管那时我已经渐渐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画家，但对今后生活要走上什么道路，我仍未完全明确。我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对读书与学习满怀希望的饥渴。但同时，我也感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生活是有缺憾的，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般活着。望着父亲的书房，我不禁在想，我的生活远离了世界的中心，似乎生活在偏远的地方。那时，所有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的不安、对生活多少有缺憾所感到的担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艺术家了无兴趣的国家，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论是画家还

是作家，他们都毫无生活希望。 70年代，我用父亲给我的钱，贪婪地从伊斯坦布尔旧书商那里购买那些褪色发黄、布满尘土、褶皱不堪的书籍。一方面，我是被这些书吸引，另一方面，我是同情这些二手书摊的可怜经营状况，同情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穷苦旧书贩们— —他们就在路边、清真寺广场里、坍塌墙体的小块空地里摆开了货摊。　　至于我在世界和生活中的位置，都和在文学中的位置一样，我的基本感觉是，我没有处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种人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刺激。而对整个伊斯坦布尔，整个土耳其而言，我也同样游离其外。如今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着与我相同的感受。同样，对那个文学世界而言，它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所指的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世界文学。对它来说，我们土耳其人也是身处其外。父亲的书房就证明了这一点。书房一头摆着伊斯坦布尔的书籍——这是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一切令人欢喜不尽的细节这里应有尽有。而另一头摆放的书，则来自陌生的西方世界——它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不同既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希望。写作，读书，就像离开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的别样、奇异和神妙里去寻求安慰。我觉得，父亲读小说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

逃到西方世界中去，一如后来我的所为。或者，对我来说，那时候我们读那些书，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文化，它是那样残缺和匮乏。我们不仅仅通过读书，同样也通过写作来抛离伊斯坦布尔的生活、踏上西方之旅。为了把笔记本填满文字，父亲去了巴黎，将自己关在房中，后来又把他写的文字带回了土耳其。我凝视着父亲的手提箱，感到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我在一个房间内工作了二十五年，才能作为作家在土耳其生存下来。我看到父亲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埋藏在这个手提箱里，仿佛写作只能是偷偷从事的工作，只能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注视，这让我感到哀痛。也许，这就是我对父亲感到生气的原因，我认为他没有像我一样严肃地对待文学。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他从不对自己的生活质疑，只是喜欢与朋友们或是亲爱的人开开心心地笑度人生。同时，我心里也知道，我的这种情绪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更多的却是忌妒。而且说是忌妒往往更为精确，但这也令我感到不安。这时候，我就会用一贯自嘲、愤怒的口气扪心自问：什么是幸福？渴望自己孤独地在房间内过着深刻的人生，就是幸福吗？或是在社会上享受着安适的日子，和大家一样相信，或假装相信同样的事情，就是幸福吗？隐秘地写作度日，却装出和周围所有人都和谐相处的模样，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令人极度烦躁不安。但我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观点，认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就是幸福？人类、报刊，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生活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幸福。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该有必要去研究一下，是否恰好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

的？因为毕竟，父亲离家出走了这么多次，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抚心而思，对他的忧虑，自己又究竟明白多少？　　就是这些想法，驱使我最终打开了父亲的手提箱。是否父亲的生活中，有我所不知的秘密和痛苦，他只能通过写作来宣泄？一打开手提箱，它的旅行回忆即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认出了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的几个笔记本，但他对这些笔记本并未给予多久的关注。此刻在我手里的笔记本，大部分是他青年时代离开我们去巴黎后写的。我曾读过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传记，如他们一般，我也渴望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写过什么，想过什么。但我很快就发现，手提箱里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我随处可以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并非父亲的声音。它并不真实，或者至少说，这声音并不属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我担心，父亲在写作时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在这种担心之下，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内心也不够真实，我担心在父亲的写作

中找不到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在发现父亲明显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后，这使我尤为恐惧，甚至陷入了绝望。这绝望让我在青年时期痛苦不堪，使我对生活、对自身的存在、对写作的欲望，对我的工作都产生了困惑。在从事写作的头十年内，我对这种焦虑的感受越发深切。甚至在和这种焦虑抗争时，我有时仍然会担心，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承认失败——就像以前我对待绘画那样。并且，我担心自己会屈服于这种焦虑，终究也会放弃小说写作。　　正如之前所说，我关上父亲的手提箱，将其搁置一边，主要是出于两种内心感受：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感觉，以及缺乏真实性所产生的恐惧感。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有如此感觉。在多年的读写生涯中，我总是不停地对其进行剖析、挖掘、深化，并了解其各种变化、意外后果、它们焦虑的末梢、触角，以及其多样的色彩。当然，我的灵魂，一直处在生活与书籍所带来的混乱、敏感问题和短暂痛苦的刺激之中，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如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如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作为作家，就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内心隐秘的伤痕。这伤痕如此隐秘，以至于自己都几乎无法察觉。作家，就意味着要对这些伤痕进行耐心挖掘，了解它们，阐释它们；意味着要拥有这些痛苦与伤痕，并使其成

为我们灵魂和创作中有意识的一部分。作家谈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发掘这种认识，观其成长，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神奇的世界中漫游。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房中多年，不停地打磨他的艺术品，创造一个世界。这时，如果他能以自己的隐秘伤痛为出发点，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人类都赋予了极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出自于这样的信念，即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彼此相似，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伤痛，因此他们终究会达成共鸣。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源自这种童真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人彼此相似。一个作家持续多年将自己关在屋中，他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暗指那单一的人性，一个不设置中心的世界。

但是，正如从父亲的手提箱中，从伊斯坦布尔色彩苍白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它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我的书中，我曾在某些细节里描述过这一情形，描述过它如何带给我契诃夫式乡下人的感觉，又如何通过另一途径引发了我对真实性的质疑。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种相同的感受中，很多人遭受的不满足感、缺乏安全感以及堕落感比我还要深切。是的，人类罹患的困境依然是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忍受饥饿……但是，如今的电视和报刊能更迅速、更简单地将这些基本问题告诉我们，而文学却从来不能。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和剖析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担心被弃于其外，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以及由此恐惧所衍生的自认无能之感；还有群体的羞辱感，劣根性、卑微感、蒙冤感、神经质、幻象中的侮辱感，以及连带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膨胀和自我吹嘘……每当我直面这些情绪，直面人们表达这些情绪的那些非理性、夸张过激的言辞，我就知道，它们触及到了我内心的黑暗面。我们经常目睹许多西方世界以外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屈服于这样的恐惧，要认同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恐惧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犯下愚蠢的罪行。所有这些只是因为他们脆弱敏感，担心遭受屈辱。我还知道西方世界的国家和人们为自己的富足，为给我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感到无比骄傲，他们常常沉溺于近乎愚蠢的自我满足之中。要认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也同样并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