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以书、数为核心的智育

【原典】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礼记·学记》

【释义】

君子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入手。

“六艺”中的“书”、“数”两门课程，是对学生的文化知识传授，使学生掌握渊博的文化知识，实现课程体系的智育目标。

“六艺”中的“书”，是书写文字的识字教育，为基础课之一。

我国到殷商时期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和相应水平的书教。但文字的起源则至少可以从殷商向上追溯两三千年。河南近年的文物考古研究及历史文化遗产均可以证实，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就是我国文字产生最早的地区之一。河南文物研究所对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称：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上出现了许多契刻符号，可以断定这就是文字的雏形。这些契刻符号距今约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洛阳学者蔡运章还从贾湖出土的龟甲上分辨出“目”、“日”两字，认为这两字都应是“离卦之象”。考古学家们在出土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内容更为丰富，因而认为距今五六千年的这些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应为文字起源的标志。从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并不仅仅是纵向的朝代相继的关系，而是还有着横向的诸侯国联系。夏商与商周均有相当的时代重叠。商是夏代的列国之一，而周又是商代的列国之一。朝代的更替只表明三国之间力量强弱的变化而已。文字、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河南登封阳城遗址中发掘出的夏代早期的文字资料——刻画在日用陶器碗、钵、豆、瓮上的文字，不但是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刻画文字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开启了商代甲骨文的先河。另据专家介绍，甲骨文之前，水族古文字即水书就已存在。目前，已发现的水族古文字达一千四百多个，而且从水书中找到了夏陶符号。目前已经辨认出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水书文字符号就有18个。这说明古老的水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一脉。而属于先商时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带字卜骨，可以说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同时也说明至少与商前期重叠的夏代已能运用文字，还可能有典册，如夏易《连山》、《夏时》等。这都足以说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周礼》中已提出“六书”的说法，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名称、顺序意见不一。但认为“六书”是指汉字的六种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却基本上一致。这说明西周时书教的进步是很大的。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其中没有对“六书”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

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慎的解说为核心。

西周中期以后的字体已明显摆脱了古拙刚劲的风格，笔画圆柔，两端平齐，不再波折出锋，显得收束得体。《毛公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铭文从整体上看确有洋洋恢弘之感，使人仿佛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语）的赞叹。而就其笔法的疏密有致、成行成列，又可见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若审其字体，但见转折自如，圆融贯通，字略修长平整，灵秀中不失规矩严谨，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显出彬彬有礼之态。观之，莫不对人心灵陶醉，何况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