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观点会随着时间的更替而有所修正，因而改变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即使一个人维持在同一位置不动，在政治光谱上也可能变换至左边或右边。里根在20世纪30 年代是一名支持新政的自由主义民主党员，到了60 年代，则变成一名反动主义共和党员。也因为这个原因，使他在成为美国总统（1981—1989）之前，连任了两届（1967—1975）加州州长。在里根的第一任州长任内时，曾有一名记者问他为什么背弃了自由主义，他回答道：“我没有背弃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背弃了我。”里根所说的是，他在30 年代所企求的事物都已经落实了，他对这项成就感到满意，因此不想再做进一步的变革。里根对于自己的评定是否正确并不是我们的关注点，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维持三四十年不变，而周遭的世界却不断改变，则他很可能从过去的一名自由主义者变成一名反动主义者，因为现状在这段时间内可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的政治光谱不会与另一个社会的政治光谱相似，除非两者的现状是相同的。因此，对一个社会是保守主义的政策，对另一个社会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对第三个社会则可能是激进主义的。

我们假定现在正在处理的议题是：如果怀孕妇女选择不保留胎儿，她是否有权利堕胎。在荷兰，堕胎权是被普遍接受而且合法的。当然社会中的一些人也反对一经请求就允许堕胎，但是国内形成了针对此议题的强大支持舆论。因此，在荷兰支持一经请求就允许合法堕胎的人在此议题上是保守主义者，因为这是对现状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美国虽然堕胎的权利是合法的，但是此议题离大众舆论支持还很远。因此，假设美国的一个人支持一经请求就允许合法堕胎，一般他会被视为在此议题上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这还没有确定下来。

然而，如果是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人工流产都是非法的。因此，支持一经请求堕胎合法化就离现状很远，而处于激进主义的位置。换言之，就经请求的人工堕胎而言，荷兰人的政治光谱位于美国人的政治光谱左边，而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光谱在最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