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东西方对峙的紧张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尽管一些西方领袖呼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但国际事务似乎变得比过去更为复杂，且矛盾重重。在发达国家中，民族主义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元素（也许美国是例外）；但是在某些发展较落后的社会，民族主义却日益受到重视。

东欧与前苏联目前正因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分离主义而动荡不安。遗憾的是，民族主义冲动通常伴随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消极面向。与之相反，通信与科技进步的必然趋势，加上经济因素，将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带向了更紧密的联合。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要求前所未有的经济合作。就更广泛的范围来说，欧洲共同体正缓缓地走向经济与政治的整合，这一趋势将使欧洲主要的工业国家合并成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然而，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依然必须面对民族主义的纠葛。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高声质疑出让经济和政治主权的明智性何在。法国、意大利与德国的沙文主义者以激烈的暴力手段反对外来者进入他们的社会，并因而取得国内的政治声望。对国际主义避之犹恐不及的美国政府，则倾向于采取更具单边主义的途径来处理国际关系。

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严峻挑战在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政治原因。一些民族主义的批评者，与一些支持者一道，指出这可能对民族主义构成最强有力的威胁。跨国公司和贸易全球化给民族主义以巨大挑战。一些跨国公司的年收入已经比它们的一些生意所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了。类似的，这些公司有时候对它们总部所在国的政府也忠诚度不高。国际上的逐利，经常鼓励跨国公司独立行事于母国的外交政策之外。

全球化似乎加剧了这些趋势。世界贸易组织（WTO）创立了一些征税和劳工政策，有实际的权力对一些单独国家的征税和劳工政策进行审议讨论。

这些发展可能确实对我们所知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经济变革通常先行于政治变革。考虑到这些经济方面的发展，民族主义建立的基础——国家主权可能不再优先。如果这样，我们也许需要正视由公司治理世界的前景。

最后，或许一种新形态的国际主义即将浮现。就像今天一般都将民族主义与右派联系在一起，但它也拥有左派的信奉者；国际主义虽然通常被等同于左派，但这一新兴的运动其实相当地反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有许多人拒绝现代化（或者说西化），他们呼吁拥有相同信仰的人摒弃微不足道的民族差异，一起加入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民族。这个泛伊斯兰运动（Pan-Islamic movement）因苏联的解体而获得新动力。在中亚这片辽阔的区域，一夜之间出现了六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新国家过去从来没有在现代世界享有过独立的地位，因此它们自然会转向具有同样宗教信仰者，寻求其协助来维持长久独立。这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以及先前被压抑的民族主义，鼓舞了一些伊斯兰教领袖满怀希望地期待：这个区域或许终将一步步地合并成一个横跨中亚、中东和北非的庞大国家。

泛伊斯兰的诱惑是否强烈得足以盖过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忠诚？工业世界能否克服其对国家主权的依恋？这些问题只能交由时间来回答。如果民族主义运动确实被经济或宗教一统的呼唤所压倒，则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必须予以重估。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须正视和认知民族主义施加于人们的无上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