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揭示了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极端的、相反的答案。两个答案都很古老且持久，都在古代和近代出现过。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相信，像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样大的政治秩序与完整的人类生活互不相容。亚里士多德的断言“人是政治动物”表达了一种广泛接受的信念。但是，一般都假设只有在小国家人才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本性生活。生活在一个大国家或者一个帝国，要受到遥远中心的管理，因此，是作为一个臣民，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生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由普遍的本质统一起来的，但是，只有一个较小的地方性的国家，城邦（polis），能够使他们意识到那种本质和它意味的统一。

这显然是一种认为全球性的社会危险且反人类的观念。当近代的人们寻求逃避工业文明的没人情味的和非人性的标准时，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频繁地重现。卢梭重申了古代民主的基本标准——一个国家应该小到足以使公民们能够定期地在一个单一的集会上见面。自从他的时代以来，一些最理想主义的思想家感到，只有通过使近代世界的巨大国家和组织解体，共同体才能够得到拯救。在当今的美国，大多数激进分子似乎相信，通向新人性的唯一道路是进行激烈的去中心化。的确，共同体和面对面交往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已经实际上画上了等号。从这个观点出发，所有的人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之中，并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政府之下，将是一场大灾难。

但是，另一种理想主义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观点的激励：人类中的每一个人，不排除任何人和种族，依靠共同的人性生活在一个全球性政体中。这个概念和它的相反概念——面对面的民主——一样，源于古老时代。它是斯多噶派在城邦被容纳到帝国中后，发展出来的。在斯多噶派的思想中，城邦（polis）已被世界都市（cosmopolis）——宇宙的城邦——所取代。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斯多噶派认为宇宙是一种神圣秩序，这一秩序显现在法中，可以通过理智来领悟，因此我们都是宇宙城市的公民。在这里，存在人类普遍本质之原则采用了一种逻辑性非常强的政治形式，即一种普遍的人类共同性的观念。毫不奇怪，斯多噶哲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普遍秩序的战略家拥护的主要哲学。这些战略家就是管理罗马帝国和建立罗马法律的人。

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比斯多噶派更信奉普遍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视人类不仅仅通过自然法，而且通过神的拯救计划获得统一。他们认为，这两种统一形式都应该得到承认，并通过某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和大公（Catholic，普世的）教会来实现。

罗马人有关普遍和永久和平的理想以及基督教的全球性信仰的理想，像一种苦涩的渴望在二十世纪徘徊。这些理想在国际法和联合国中微弱地发出光亮。它们加深了我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在面对充满了我们时代历史中的民族主义、狂热盲信和战争时所感受到的。

对普遍主义观点最有力的一种重述，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一个终将没落的阶级的组织。工人们将建立起持久并且包含一切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避免了罗马帝国，也避免了罗马教会的形式。但是，我们离实现这个古老的梦想还有多远，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为挑起国家间相互斗争的激情做出的贡献中，已有预示。

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是如同亚里士多德相信的那样，可以由友谊联结起来的小范围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还是铸成了包容且正义的和平的涵括全人类的一个共同体？我们的理想是雅典还是罗马？理想主义的辩护者们已经给这两种幻想都加上了如此光辉的色彩，以至于当我们意识到，许多人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形式，也就是民族国家时，会感到失望。这是一种在五百年前的近代早期就早已定型了的社会形式。有人可能会说，民族国家是近代世界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它替代了古代面对面的政治形态，以及由罗马和中世纪理想化的全球社会。

有人竟然喜欢民族国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它的规模不是不对吗？对个人交往来讲太大，而对全球性的和谐来说又太小？许多人在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之前会这样说，而且今天的许多人也会同意。民族国家很大并且没有人情味，个人和人们之间密切、自发的关系，与巨大笨重的国家——它需要资金、士兵、技工和听话的工人——相比，几乎算不上什么。一些学生对“既定的权力机构（the Establishment）”、强迫性征兵制、五角大楼等等感到的厌恶，大概部分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面对国家这种有压倒之势、无所不在的权力时，个人的生命太脆弱了。然而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全球性的和平，因此，国家的力量首先奉献于战争。国家带来的是全球性国家（global state）的非人格性，而不是安全与和平。教授和学生们似乎尖锐地感到了这些缺陷。在今天的大学中，民族国家几乎没有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