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信仰有着巨大的历史重要性。本世纪（二十世纪——译者）中，西方民主的大多数执政党都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表白信奉这一信仰，而且这一信仰提供了反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的主要基础。但是，它是否成立？

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是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比马克思主义更有吸引力的信仰。它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社会，或者我们有责任承担革命行动的重任和危险。它对所有的人抱有慈爱和希望。

但是，自由主义信仰比马克思主义信仰更正确吗？要想毫不踌躇地说“是”，真需要有一些自满情绪。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从1933年新政（the New Deal）的开始，通过几十年的社会改革，有产阶级维护了他们的财富和特权。此外，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些阶级的统治下，我们的城市已经衰败，大自然遭到破坏，国家的财富在一场无益的、野蛮的战争（越南）中和致命的的核竞赛中被挥霍。和平改革，或者对所有人类抱有自由的慈爱和希望，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至少不是在没有严重疑虑的情况下。我们的疑虑也许部分来自苏联的失败结果这一事实，苏联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曾经做出过显著的、决定性的努力。但是，简单地从苏联的解体来推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这也许是个错误。可以争论说，这是一种误用。因此，有必要注意到，对马克思的疑虑也许有其他原因，这大概主要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中。清醒地想一下，如果资本家和工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面前除了专制主义和恐怖之外，还有任何指望吗？归根结底，马克思呈现出人类状态中一个黯淡的景象。但是，他没有绝望，因为他抱有十九世纪典型的对人民大众和历史进步的信心。然而今天，我们对人民大众的信心遭到像粗糙肤浅的电视节目的流行这类现象的动摇；我们对进步的信心，遭到我们这一时代发生的灾祸性事件的蹂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能够激发起绝望感。

这些思考影响了二十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工人不再是迎接一个新世界的依靠对象。在某些情况下，希望被寄托在像第三世界农民这样受压迫的、革命的组织上；在另一种情况下，寄托在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上。历史的进步不再受到自然经济演变的保障，而是依赖于大众意识的改变，这种改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作家、教授以及学生的影响。引起这种修正的因素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像马克思所想的那样严格地区别和敌对，并且承认绝大多数工人就像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一样，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及其文化。

在马克思的追随者看来，尽管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但这种现实主义和灵活性已经为马克思赢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对它与原始观点中产生的期望是否一致有争执，它也带着一种颇为可疑的乐观主义表现为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替代。但是，在马克思的追随者早已失去了他那激进的隔阂观和工人阶级的世界重任观的情况下，马克思还真的活在他们心中吗？难道马克思激发了一种对事物的看法，无论多值得考虑，他既不承认是他自己的，也不给予同情？的确，人们可以质疑，马克思是否会将他富有创造力的追随者们以他的名义创造出来的东西，视为一种新形式的自由主义。归根结底，这些追随者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对理智极其重视；也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重视通过理智，特别是通过文化批评，引导每一个人——工人和有产者一起——走向无阶级社会。

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指出，所有从这个问题以及前一个问题中产生出来的疑问，是要表达在第一组四个问题中提出的议题。让我们再重新陈述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猖獗的仇恨和暴力，是我们能从中看到自己本来的以及不可逃脱的面目的一面镜子吗？如果不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混乱？我们又如何能够在这种混乱之后，辨识出我们的人生所依托的和平的人性本质？人类的才能，如理智，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吗？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设想，上帝已经死了——不再需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