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与禅发生联系的。这种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并不是禅宗出现以后才有的。冯友兰先生说禅宗是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这是很有见地的。早在老子就有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一书，从写作目的上看，当然是一本哲学书，却被后人称为“第一才子书”，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作品。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楚辞的《天问》、唐诗的《蜀道难》与《春江花月夜》、唐宋散文中的前后《赤壁赋》以及宋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好就好在那些对宇宙、对人生深邃的追问上。但具体反应了什么哲学？又很难说。也唯其难说，刚好体现了“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道理。

《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香菱说：“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就是严沧浪所谓的“非关书”、“非关理”了，“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就是严沧浪所谓的“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香菱的这番见解得到大观园第一诗家林黛玉的肯定，也得到了宝玉、探春等人的肯定，也就是得到了曹公的肯定。可见，《红楼梦》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写作的。可见，文学作品不能离开文化传统而存在，《红楼梦》也不例外。

上述的这种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正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在西方，哲学家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文学家则认为哲学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推理。这样的哲学很容易成空话，这样的文学很难深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分析人物性格，分析来分析去，到弗洛伊德的出现，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莎士比亚、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终究流于滥情，革命现实主义者则成了说教。到卡夫卡，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由于西方没有这种理论的指导，也终究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其他现代派的作家仅是末流了。

现代某些的文学评论家，一讲起禅宗与文学如诗、散文、小说的关系时，总是抓不住这个关键。这些人要么就强调禅人与诗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要么就说有几个禅人会作诗。其实“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者不仅是禅人，也不见得禅人特别这样。事实上，如果禅人特别强调这个山野情趣，而厌弃人世，则违反了禅宗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极乐就在今生，极乐就在当下”，所以“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不是禅人的主要特点。

“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是一个诗派，不见得禅人这方面的诗是最好的。历史上，“采菊东蓠下”的陶渊明、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的李白，都不是禅人。诗歌当中的好诗也未必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如《春江花月夜》等诗写忧伤的，也是好诗。可见，“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也不是诗歌的主要特点。

所以如果从现代那些文学评论家的观点看，只不过有几个禅人会作诗而已，只能说明这些人博而不专。这些禅人，身为禅师，却执著于山野情趣，犯了执著病；作为诗人，又写不出好诗——至少这些评论家引不出来。这样，只能说二三流的禅与二三流的诗是有联系的，真正一流的禅与一流的诗是没有关系的。可见评论文学与禅的关系还真是要找对点了，不然必定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红楼梦》面世以来，有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说法，各为壁垒，互动干戈。一种说法认为红楼的主旨是“情”，红楼中有关佛理的，都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和尚道士警幻等都代表统治者，红楼就是要号召人民大众起来推翻这些统治者的统治。这种说法割裂了《红楼梦》的内在神理，不免失去原书的文化特质与叙事神韵。第二种说法认为红楼的主旨是“空”，世事不过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佛法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当然感情也不能有。这种说更是不通。如果曹公真是这么认为，就应该出家去了，还没事找事写什么《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是怎么把“情”与“空”联系在一起的呢？最终“以情悟道”的呢？《红楼梦》一度称引六祖惠能，六祖说过不能执著于有，也不能执著于空，不要以为一出家就万事大吉。六祖的教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逃避，当然也不能对“情”逃避。大彻大悟之后，该担水的去担水，该砍柴的还是去砍柴，所谓“不异旧时行履处，只异旧时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