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时任夏威夷州教育厅厅长的爸爸迈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步——以一个共和党人的身份参与夏威夷州副州长的竞选。这几乎是自杀性的一步，因为几十年来夏威夷一直是民主党的地盘，身为共和党的他希望很小。

他在发表竞选宣言之前，把我们四个小孩叫到跟前，并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要迈出这一步。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爸爸正在和他的老板——当时的夏威夷州长作对。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不可能再担任教育厅厅长了，而这个职位是他努力了大半辈子才得到的。不过，他向我们解释了理由：“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这么一个时刻，我们要么挺身而出，做正确的事情；要么什么也不做。”他继续说，“我不能就这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什么也不说。现在的这个政府很腐败，如果我胜利了，我就有改变它的机会；如果我失败了，至少问心无愧。”

他解释说，这就是他愿意放弃工作、愿意作出一切牺牲的原因。他告诫我们，选举的时候可能会有无耻或下流的事情发生，还有很多人会说谎，会无中生有。他估计他自己甚至整个家族都会受到污蔑。

尽管前途迷茫，道路艰险，他还是问我们：“你们支持我吗？”

我们都一致表示：不论他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支持他。

共和党人曾经向他保证：如果他这次输掉了竞选，他们会给他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当他竞选失败后，这份工作根本就没有兑现。在51岁时，爸爸失业了。在这次竞选后不久，他的妻子玛乔丽——也就是我们的妈妈——去世了，时年49岁。好像这次政治竞选的失败对她的打击比对她的丈夫的打击还要大。

竞选失败，又痛失爱妻，我爸爸在情感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尽管他还年轻，才五十多一点，但他却再也没能重返他的职场。

在竞选前，爸爸的生活一直很成功。年轻时，他成绩很好，各科都是A，又是班长，毕业时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表演讲，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学士学位。在进入教育系统工作后，他又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还进修了博士，差一点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竞选失败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在那之前，他只尝过成功的滋味。弃政之后，他开始经商，但很快他便发现：学术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商场上也能成功。没过几年，他就把以前的所有积蓄用光了。

1991年他去世了，死时72岁，当时他已经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去世前不久，他被夏威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赞誉为夏威夷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教育家之一。尽管他因为化疗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坚持参加了颁奖典礼，并泪流满面地感谢曾经的同事还记得他。

爸爸竞选失败和妈妈去世都发生在1971年，当时我刚被送去越南战场。我多希望自己当时能在家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但是佛罗里达的飞行学院不允许学员休太长的假期，我只请到了五天的假去参加妈妈的葬礼。

爸爸的竞选失败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很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爸爸的竞选失败，更是那些手中没有权力却想要改变、想与当权者较量的人们的失败。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一个很腐败的体系。爸爸是一个好人，只是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他对于幕后操纵已经厌倦了，他的失败却证实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做一个好人，存一颗好心是不够的，特别是当你与有钱有势的阶层对立的时候。

1972年1月，学校的学习结束了，我被派往一艘航空母舰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教育。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的1月，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经过一年的战斗后，我心烦意乱地回到了美国。其实我在战争中根本没有受伤，在精神上也没有受到创伤。尽管我知道，有人因为我的行为死掉了，可我却从来没有直接杀死过任何人。作为一名直升机的驾驶员，我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一点意义的，甚至是荒诞的。我从来没有与我的敌人正面冲突过，也没有在战场看见过他们的尸体。每天晚上，我飞回航空母舰，洗一个热水澡，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看一会电影，然后在安全的空调房间里、在很温暖的床上睡觉。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不安，我突然领悟到父亲参加那次竞选的某些原因，同样的原因也让身在越南的我感到不安。就好像是旅途才进行了一半，却发现自己被骗了，感觉非常难受。我当时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也不是在替天行道，我们也不是无辜善良的。而且越南人民并没有敞开怀抱欢迎我们，我不是约翰·韦恩，我们不是英雄。

我觉得自己盲目的爱国主义情感被人利用了，我的天真被践踏了，我一直在想着下面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