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 

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