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是否受骗？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去世的时候，她不仅是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永远不要怀疑一小拨有思想、有责任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显然她自认为就是一名这样的公民。但是在她死后，她的学术观点和能力遭到质疑，她的名声因此受到损害。她的成名和被非议，都是由于她在学生时代出版的一部人类学著作。

米德在1923年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人类学创建者之一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此时遗传学刚刚兴起，遗传决定论非常流行，即认为人性主要是先天由遗传决定的。主张通过强制绝育来纯化种族的“优生学”运动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开展起来。博厄斯对此非常反感，不仅从道德上反对“优生学”运动，而且从学术上反对遗传决定论。他认为人性主要是后天由环境、教育、文化决定的，即文化决定论。他让米德去做的研究课题，是证明在所有的文化中青春期的表现并非都是一样的，为文化决定论提供证据。

米德为此在1925年前往美属萨摩亚群岛做田野调查，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采访了68名年轻妇女。她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常见的青春期焦虑和反叛。这就表明至少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米德据此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于1928年出版，一举成名。《萨摩亚人的成年》成了畅销书，成了20世纪最流行的人类学著作，一再被选入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书籍，对后来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米德在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其他原始部落进行考察，研究儿童成长、性角色等问题。她共发表40多部著作和几千篇文章，拍摄过几十部电影，内容涵盖性、教育、种族关系、环境问题等多个方面。她被授予28个荣誉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等多个专业学会的会长。

米德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死后被动摇了。1983年，米德去世5年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1916-2001）出版《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否定《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发现。这本书依据的是弗里曼本人在萨摩亚所做的长达4年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曾接受过米德采访的萨摩亚妇女的重新采访。弗里曼认为萨摩亚年轻人的性生活绝非米德所说的那么开放。年轻的米德过于轻信，把采访对象讲的笑话当成了事实，用来迎合其导师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观点，后来又被崇拜米德的追随者毫不怀疑地接受。在弗里曼看来，文化决定论就是这样建立在失实的基础上的。1999年，弗里曼出版《玛格丽特·米德的致命欺骗》一书，进一步提出米德被其采访对象骗了。弗里曼采访了米德当年的采访对象之一法阿普拿阿（Fa'apuna'a）。已80多岁的法阿普拿阿声称，她及其朋友佛佛阿（Fofoa）捏造性冒险的故事捉弄米德，而实际上萨摩亚年轻人在性方面是很保守的，法阿普拿阿当时还是个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