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龙，培道中学。

1973年6月的某一天，教务处收到了该校一位同学的退学请求。原来这位同学的母亲不幸患上了绝症，为此他不得不中止学业，出去打工挣钱，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时还可以照顾母亲。

朋友们肯定没有猜错，这个同学就是我，我。我那时在培道中学已经读了两年书。

那一年，父亲工厂里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哥哥还在台湾上大学，需要不断寄钱去供他读书，我和两个弟弟的学习和生活也都到了不断需要钱的时候，但是对我们家最大的打击，还是母亲的病。

五月份的时候，母亲一直潜伏的结核病突然变得凶猛起来。妈妈早年在越南的时候，被那里炎热但是却潮湿的空气侵袭，再加上生育并抚养了我们五个孩子，就落下了肺部的疾病。记忆中她的脸色始终是苍白而柔和的，对我们很和蔼，看上去很柔弱但却总是想庇护我们一家人。

这种病，如果在现在，治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即使砸了再多的钱下去，按当时的医疗水平也没有知足的把握可以治愈。妈妈的病并没有随着我们一家人的努力显示出一点点好转的迹象。随着天气渐渐变得炎热，我们一家人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焦灼。就在那一年的九月，我对父亲说：“我要退学，我要去工作。”

我的退学，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可以省下一大笔学费，除此之外我还设想我可以出去做工赚钱，给家里一点补贴，就像我当年做暑期工一样。我之前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有好有坏。我学东西很快，一个定理，一个概念，往往老师才讲解到一半我就领悟了，但是我极度缺乏耐性，觉得自己懂了之后就懒得再深入下去。我又是极喜爱和别人交际的人，所以上课的时候和别的同学私下讲话也是免不了的事。我看书的时候也是一样，读书是求快而不求甚解的那种，往往看了几个小时就坐不下去了，不出去走一走就浑身不舒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学习的时候虽然领悟很快，但是却很少有特别深入的学习。我的成绩，也就因此有好有坏，因为上课讲话的缘故，我绝对不是老师眼中标准的好学生，但是凭一点小聪明，也偶尔能够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我退学的那个星期，班导找我聊了几次，一些要好的同学也打电话到家里来表示关切。

但是那时的我，坚定地认为世界上不是只有上学这一条路可走的，如果现在家里的情况不适合我继续走这条路，那么我就应当去寻找其他的路。

最后一次和班导谈完话，顺利地办完了退学手续，我就悄悄离开了学校。同学们都正在上课，我没有和他们告别。学校门卫室里有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傅，看我上课时间背着书包出来，跟我开玩笑说：“坏小子，又逃课出去混呀？”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实情，只说：“家里有点事，我请假了。”老师傅笑了笑，说：“那还不赶快回去。明天见。”

说实话，那天我从到教务处办理手续时就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像装着一盆糨糊，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天见”三个字一下子把我从迷梦中唤醒了。“明天见。”明天肯定是没法见了，明天我已经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陪伴我的也不再是同学、课本和琅琅书声，而是工友、操作台和机器的轰鸣。从接过退学手续那一刻起，我的身份就已经不是学生了，我的学生时代也宣告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