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看到，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歌颂人类斗争与暴力的社会价值。这样的思想得到大众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宣传，对每个国家加入到世界大战时的公众热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确，一些闻名遐迩的年轻作家，包括法国的夏尔·佩吉和英国的鲁珀特·布鲁克，他们在早期的战役中丧生，留下关于为国牺牲精神可贵的文学遗言。但是，随着大战拖延长达四年之久，并如此残酷血腥，早期的文学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犬儒主义、厌世主义乃至悲观失望。到了1918年，著名战争诗人如萨松和欧文，谴责毫无意义的战争带来的恐怖景象，并对每个民族政府所作的宣传加以嘲讽。反语和尖刻成为“一战”后欧洲文化领域里创造性作品中到处弥漫的主题。

因此，大战的最普遍的文化后果就是新形式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出现。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日益强调人类侵略行为的原始力量--弗洛伊德开始将其称为死亡本能，即使在最先进的现代社会里它也永不可能被彻底驯服。他的战后名著《文明及其不满》，对人性深处的非理性驱力与文明道德标准之间的无休止斗争，作了悲观主义的描绘。在这种斗争中，个人及社会群体的无意识本能看起来总要制服文明所作出的不稳定防御。一种不同类型的悲观主义出现在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深具影响的著作中。他是德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其《西方的没落》的畅销书叙述了西方文明是如何陷入危机和衰弱的。借鉴生命轮回理论，斯宾格勒追踪西方历史所走过的路程，从其充满活力的青年时期（文艺复兴）到富于创造的中年时期（18世纪）再到日趋衰退的暮年时期（20世纪）。斯宾格勒的史学理论，与19世纪对西方进步与扩张的自由信赖如此格格不入，却引起远远超出德国范围的人们的注意，因为他的理论对那些从别的角度看完全杂乱无章且荒诞不经的事件提供了解释。

西方文化中的这一危机感，还通过新的文学运动与艺术运动而传播开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体现在晦涩的达达主义作品中。1915年滥觞于瑞士并受到诗人扎拉推动的达达主义运动，抵制传统文学结构，对西方的理性、美学理想和社会习俗加以虚无主义的批判。达达主义战后在巴黎有过一次短暂的流行，随后即悄无声息，但它对非理性冲动、“自发的”写作及奇异的梦境的迷恋被传递到了持续时间更长的超现实主义思想里。与此同时，甚至最严肃的欧洲作家也相信，大战已经暴露出欧洲文明核心的缺陷。例如，德国伟大作家托马斯·曼将其战后创作的小说《魔山》的背景设在了一座瑞士疗养院，在那里，每个人都是病态的，来自欧洲各地患有结核病的各色人物对西方文明有缺陷的传统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爱尔兰诗人W。B。叶芝，同样察觉出欧洲的某些东西已经步入歧途，他的著名诗作《基督重临》（1919年）对整整一代人的焦躁不安作了概括：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