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

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希望他们的革命成就并不只限于国家和经济的重建；他们要求改革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状况，希望构筑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这个新的苏维埃社会在摧毁阶级和财富等级的同时，也应摧毁传统的性别等级差异。在革命政权的法律改革中，妇女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离婚权，以及生育控制和堕胎的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合法化）。然而，这些理论上的新权利，并未对多数苏联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直接的效果。一些新的权利迅速失去了意义（例如选举权）或消失了（比如说，堕胎在30和40年代重新被定为违法），同时农村群众之间的传统社会关系并不会轻易地被革命法令改变。但是，确实在事实上，很多女孩和年青妇女，就像男孩和来自工人阶级的年青男子一样，开始接受更多的教育了，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内战的混乱平息以后。

改善革命前低识字率状况的运动，只是早期布尔什维克雄心壮志的激进文化改革的一个例子而已。作家和艺术家为了革命事业聚集起来，视社会大变动为对传统思想和艺术形式的更广泛否定中的一部分。富有创意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和先锋派剧组一起，创立了富于想象力的电影制作新技术，用于展现壮观的行动场面，体现政治主题。利用他的新技术，爱森斯坦摄制了一部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著名电影《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这部电影受苏联政府之托而制作，至今仍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电影史上最具创新的电影之一。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艺术家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与“未来主义”结合起来，年青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从一首著名的“革命颂歌”开始探索一种创新的诗的语言。但在苏联社会进入严格控制的斯大林时代后，他感到失望，并最终自杀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种试验性艺术的时代过去了，一种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正统文化出现了。这种文化颂扬大工厂和大机械的美好，代替了抽象神秘的先锋派艺术。和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艺术受到了共产党和政府机构的严格控制。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1924年列宁过早地逝世了，终年5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受到一系列致命的打击，已无能力工作。他的遗体经过防腐置于克里姆林宫旁，永远供人瞻仰。彼得格勒被命名为列宁格勒。围绕着他的名字和形象，掀起了对领袖的崇拜热。党把列宁奉若神明，就像崇拜马克思本人一样。所有从事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都必须宣布忠于列宁的传统。实际上，在列宁的一生中，老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把他看成一贯正确。他们和列宁之间或他们互相之间，常常有意见分歧。在列宁临终时和逝世之后，他那些正当盛年的老同事和同代人，仍保持着流亡年代长期争论的习惯，他们以列宁的名义为控制党而互相斗争。他们争论有关列宁生前的意图，就在这个时候，党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一位曾被列宁警告的人，悄悄地在幕后把党的一切组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公开大喊大叫的列奥·托洛茨基，这位在危机年代曾是军事人民委员、占据仅次于列宁的显赫地位的人，却挑起了有关整个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途的根本性争论。

在1925年和1926年，托洛茨基猛烈抨击已经对社会主义感到厌倦的行为。①新经济政策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宽容，使托洛茨基感到羞耻。他发展了他的“不断革命”学说，要求在世界各地各条战线上，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不停顿地前进。他倡导世界革命，而这种世界革命已开始被党内许多人所抛弃，转而赞成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他谴责党内官僚主义的僵化倾向，要求发动一个新的群众运动赋予党以活力。他号召更有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些论点已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描绘过）。最主要的是，他要求立即采用一个全面的计划，集中控制和管理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

托洛茨基没有得到党的支持，他被指控为左倾异端分子，阴谋反对党中央委员会，在党外煽动群众挑起争论。斯大林设下了圈套，在1927年党的代表大会上，95%的党员顺从地投票支持斯大林和党中央，仅有不到5%的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起初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被驱逐出苏联。他最初侨居欧洲，后来到了墨西哥，写书鼓吹和传播“不断革命论”。他把苏联的发展指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背叛，并组织了一个反斯大林的地下集团，正如他从前反对沙皇时所干的那样。1940年他在墨西哥神秘地被人刺杀了，刺客可能是一位苏联的特工人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任何人都不许谈论或出版有关托洛茨基的事迹以及他对革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