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例如，要把一批确定数目的滚珠轴承在确定的时间送到确定的地点，并使轴承和其他物资的数量或等待使用它们的工人数目完全相符，确实是不容易的。有时生产过剩，有时又供不应求，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要经常修改。难以计数的报告、查对工作和情报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管理日常文书工作的人数众多的机关白领工人阶级。五年计划的某些指标完成了，有些超过了，也有一些没有达到。完成指标的评价通常几乎都限于数量，而质量控制往往被忽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设苏联的重工业即基本的生产资料，其目的是在不用外国贷款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①1928年，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世界上几乎还未出现过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事例。工业革命发源地大不列颠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这里，18世纪期间也由荷兰人提供了大量资本。此外，一个农业国要工业化，只能从农业中提取资金。因此，在英国，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由于圈地、榨取小自耕农以及采用科学的耕作方法，在富裕地主这一新兴阶级资助下，英国既增加了它的食品生产，又促使许多农民到工厂工作。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进行类似的农业革命，不过这是在国家资助下进行的，地主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但是，没有人预知农业革命的后果。

农业集体化

按照1929年农业计划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每个平均有几千英亩土地。这些土地不属于国家财产，而是居住在农庄的全体农民的集体财产。（少数政府经营的集体农庄，作为对其他农庄的示范，也建立起来了。）个体农民把他们私人拥有的田地和牲畜作为加入集体农庄的基金。占有较多田地和牲畜的富农，拒绝把田地和牲畜交给新的集体农庄，因此作为一个阶级被无情地消灭了。从城市来的热情的共产主义工作队使用暴力，贫苦农民攻击富裕农民，成千上万的富农及其家属被杀掉，更多的人被放逐到苏联边远地区的劳动营。自斯托雷平以来，实际上是自19世纪“农奴解放”以来，建立一个财产私有的、雇佣劳工的和“资产阶级化”的农民阶级的趋向一直在进行着，现在突然颠倒过来了。集体化倾向于把农民改造成为一个较接近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个人没有资本，不雇佣劳工，因而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1929年（而不是1917年）是更为伟大的革命年代。

集体化是以农村的阶级战争为代价来完成的，在这场阶级战争中，最有才能的农民被消灭了。同时付出的代价还有大批牲口被毁灭。大农场主宁愿把他们的马、牛、猪和家禽杀掉，也不肯交出去。甚至中农和小农也宰杀牲畜，他们以为牲畜已不再是自己的了，因而不需关心它们。牲畜毁灭性的损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未预料到的最大的灾难。农业的混乱，造成1932年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致命的饥荒，付出了成百万的生命代价。尽管有饥荒，斯大林却拒绝减少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出口数额，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进口的款项。

集体化使以成千英亩为单位的农庄代替了以往的小块田地，这就使资本应用于土地成为可能。过去一般农民太穷，买不起拖拉机，土地也太小和过于分散，不宜使用机器，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富农曾使用过一些机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各地组建了数千个拖拉机站。各个拖拉机站的所在地区，均有一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农业专家队伍，由地方安排，轮流到各个集体农庄工作。资本的应用提高了农民的人均产量。集体化又使上级机关更容易通过管理手段来控制集体农庄的农业剩余产品（即不为农村本身所消费的产品）。这比从众多的无组织的农民手中收集剩余产品要容易得多。上级分配给每个集体农庄应交付的产品定额，并按定额预先缔结交货合同。集体农庄成员生产的任何产品，其超过交付定额部分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政府同时要了解预计的农产品产量，以便供应城市和不生产口粮地区的农民，或向世界市场输出，以支付从西方输入机器所需的款项。到1939年，除极少数农民外，大都集体化了，但集体化未能使农业增产。新的集体化否定农民作出经济决策的自由，摧毁了对所耕种土地进行改良的积极性，阻止了他们把耕地转移到其继承人。因此，农业一直成为经济中的麻烦环节。但是，由于集体化增加了产业工人的供应，使工业化的成功成为可能。由于农村需要的劳力减少了，从1926年到1939年间，就有2000万农民从农村迁居城市，在新的企业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