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勒先生的大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雪白的衬衫、黑色的领结和苏格兰格子花的围裙是他永远不变的礼仪，当他为我添咖啡的时候总是微笑着低下头，问上一句：“味道怎么样，伯爵先生？”

“好极了，只有您才能煮出这样的咖啡。”

在我照例回答之后，他漂亮的大胡子翘了翘，咧开嘴笑了，不过随后就皱着眉头：“可能您不久之后会很难喝到这样的咖啡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该死的配给卡。”

他带着隐藏的愤怒回到了柜台前。

西蒙和拉丰告诉我这位倔强的老头最近恨死了在这条街上巡逻的德国兵，他们一来他就把留声机里的唱片换成《英雄交响曲》，并且倒掉正在酒精灯上煮着的咖啡。

“德国人没找他的麻烦吗？”我很担心，“他们的脾气可不好。”

“至少现在还没有，”西蒙耸耸肩，“看得出他们想在法国伪装和平，对这种小小的抵抗行为仅仅是嗤之以鼻。”

事实上的确如此，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两个扛着步枪的德国士兵正望着我们窃窃私语，但没有任何行动。不可否认，与最初的那段时光相比，他们已经变得彬彬有礼，就像常来拜访的邻居，连很多法国人也逐渐放了心。

“他们看上去挺老实，对不对？”拉丰用讥讽的口气说，“或者只是摆出一副最能体现占领者优越感的架势！”

“您说得真是太正确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毫无预警地从旁边插了进来，我们大吃一惊，转过头便看见一个戴着棕色礼帽的男人坐在邻桌冲我们微笑着。

我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而西蒙却惊喜地叫了出来：“戴斯先生，天哪，您怎么在这儿！”

他走过去亲热地握住那个人的手，客气地寒暄着，然后拉着他走了过来：“夏尔特，拉丰，你们一定还没认出雷蒙德·戴斯先生吧？夏尔特，别告诉我你忘了四年前是谁出版了你的《雏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