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运发诉杨红艳案的判决下来了，败诉。老兔子大为失望，对我痛下针砭，说我吹牛，说我办事不力，还说我骗他。这年头是债务人就不能得罪，我忍气吞声地解释：“她干爹打过招呼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事是真的，杨红艳跟市里某位头头关系暧昧，经常同出同入，互称干爹干女，老兔子妄图跑单，说手头紧，没钱，律师费下个月再说。我勃然大怒：“任红军那个破皮包公司你都能投八百多万，什么他妈手紧？”他目瞪口呆：“什么皮皮……皮包？”我横他一眼：“痛快掏钱！说不定我还帮你想点办法，否则，你他妈等着吧！”

我和任红军交往二十年，一直面和心不和。这人上学时外号“小把戏”，做事鬼鬼祟祟的，经常跑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搞得人人不齿。

前些天他来找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份验资报告，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份，诈称自有资产一点七五亿。这事我干不了，虚报注册资本，抓住至少判三年。我说你找会计师事务所吧，一点七五亿，花个两三万就能搞定。他一脸贼相：“又不是真的验资，伪造……伪造就行。”我冷笑：“这玩意儿你都敢伪造？要盖公章的！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你造了管什么用？分分钟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大咧咧地：“公章？我他妈用萝卜刻一个！电话？我他妈留自己的号码！查个屁查！”接着又问我跟单信用证是什么格式，指名要中国银行的。我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你随便找家银行问问不就知道了？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了大幅的“信鼎”广告，我估计是搞到钱了，打电话问他，这厮遮遮掩掩的：“唉，都是花架子！埋根橛子等兔子，兔子还没来呢！”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去堂口法院办事，顺便去档案室转了转，看见老潘正在埋头整理案卷，外衣也脱了，只穿一件白背心，满身满脸的汗。我说你也真是的，审判都不让干了，你看看报喝喝茶，月月领一份闲工资，何苦费那个心？他搓搓手：“闲着也是闲着，你看这案卷乱的。”顺便聊起了任红军，老潘警告我：“最好离他远点，这家伙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我问他什么意思，老潘挠挠头：“他昨天去我家了，要给我六十万，我没收。”我立刻明白了。

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凡事不讲人情，只谈得失。人间自私为大德，只要有利可图，哪管他洪水滔天、妻离子散。反正任红军无意于我，那还不如帮老贺一把，搂草打兔子，说不定还能捞点什么。老贺正嘬着牙花子一遍遍拨打任红军的手机，我嘿嘿冷笑：“打不通吧？告诉你，早就躲起来了！”他汗出如浆：“知不知道他在哪？”我光笑不说话，都是场面上混的，他也明白：“我现在就把律师费付你，带我去找他！”我装出为难的样子：“我们同学一场，二十年的交情，怎么能……”他火了：“你他妈……你他妈……你们合伙诈骗，我现在就去公安局告你！”我暗暗好笑，想这厮一碰就跳，也是个没见识的，看我略施小计把他拿下。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急什么，我要是诈骗，还会跟你通风报信？他翻翻白眼：“那怎么办？”我说任红军的事先放下，跟你说点别的：杨红艳的案子我去中院问过了，只要你能证明一百八十万确实是付给她的，而且你和她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往来，上诉肯定有希望。他不接这茬儿，还是逼着我去找任红军。我干脆不理他了，拿着判决书装模作样地研究。这时周卫东敲敲门进来：“那个劳动仲裁搞定了，只要补交八百多块钱的保险，不用罚款。”我表扬他：“干得好！你下午去把钱交了，也别找孙刚报销，回来我给你。”他笑起来：“师父，这可不是你的风格。”我说孙刚是我最好的朋友，朋友有通财之义，替他背几百块，什么风格不风格？他一笑出门，老贺憋了半天，又爆发了：“带我去找任红军！”我不说话，指指桌上的判决书，他一拍桌子：“你不就是想再赚点律师费吗，要多少？十万？八万？给你！现在就带我去找那个骗子！”我笑眯眯地：“你想好了？那咱们上诉？”他怒不可遏：“上诉！上诉！”我拿出一张《授权委托书》：“把这个签了，回头我查到任红军的消息，马上通知你。”他愤然签了字，笔一摔拂袖而去，神情像逼急了的兔子，龇牙瞪眼，翻山跃涧，放出去就能与虎狼肉搏。

我得意至极，这钱实在太好赚了，笑眯眯地翻出一张名片，拨通上面的号码，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问我：“什么事？”

我说他要打二审。

对面的人火冒三丈：“你们有完没完？我已经……已经……你们还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