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温州人集体到全国各地看房、购房现象日益普遍，其获得的高额利润也招来更多的同盟军。在现实利润的驱动下，山西、深圳等地也组成了自己的炒房军团。在北京，很多价格较高的房子被山西煤老板买走，他们曾坦言，“将钱放在房子上，比放在银行里放心”。

政府的重拳似乎只起到了一个震慑作用，舆论纷纷，我们将再次陷入房地产调控“越调越高”的历史泥潭中，当时看来，这种富有规律的调控将又一次成为笑柄。

在与政府的博弈中，炒房团的经验显然更胜一筹。出于资本获利的炒房团，其购房的目的绝不是自住，而是单纯的投资手段。他们往往乘虚而入，逢低大量吸纳房产，将房价炒高之后，进而转手倒卖。所以，他们所到之处，往往会引起房价一片上扬。

无利不起早，商人如是，资本更是如此。不断高涨的房价，是吸引游资投机房地产市场的诱饵，而在不断的投机中，又会导致房价的上涨，投机者的获利增加。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必然导致住房供应紧张，价格持续走高的局面。而投资房产，无疑可以从房价走高中谋求一部分收益。有着15年房地产从业经验的王某，2005年，以12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附近购买了一栋面积近500平方米的商用楼。2009年，此处房价上涨到25000元/平方米。一倍多的收益，让王某享受到了炒房的乐趣。

同时，与这栋楼巨额的增值相比，其维护所需的投入却极低，只有水电费、取暖费和物业管理费等基本开支。国家在税收和房地产政策的不完善，无形中降低了投机者“囤房”的成本，也为炒房留下了足够大的操作空间。

作为民生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住房不同于一般商品，带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被囤积或投机之后高价出售，对绝大多数人极不公平。由此，世界很多国家对居民购买多套房产进行规范和限制。在新加坡，一人占有多套房屋或炒房屋牟利，被视为犯罪行为；为抑制房地产投机，新加坡还出台了严厉的规定: 购房后，如果在10年内卖房，政府将无条件征收100%的所得税。在美国，一个家庭只能买一套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住房，同时，从金融、税收政策等各方面对购买二套以上的住房或交易加以限制。

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征税，占有越多房产，税收就越重，使人们不能占有多余房产，就会降低房产投机者的积极性。

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没有答案。对房产税的情绪，从一开始的万民期待，到现在的质疑频出，核心要素都是如何让脱缰的房价重新纳入轨道。遏制房产投机，成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征收房产税，加大保有环节负担，借助政策和经济杠杆共同遏制炒房，还是炒家将成本转嫁给接棒者，继续“逍遥法外”？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在于在这场时代的博弈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是否会成为最终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