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自己居住在时间凝滞的土地之上，像是某种坚固到可以抵抗风化的矿物，像我曾经教导过的那些顽强的小石头，悍然拒绝成长。美好的青春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礼物，让他们筑墙抗拒看不惯的一切，让世界断裂成两个部分。往往，上课前中后，身旁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刻，我会意识到宛如梦境一般的，当下的这个人生，充满了德勒兹所说的“以不同的角色演出充分而完全的戏剧”状态，从而感到一种属于寂灭的，难以言喻的荒诞感受。

我想起曾经唱了四年的师大校歌：“教育国之本，师范尤尊崇 ”当初那些热切的心念与誓愿，到底被哪些事情暗中偷换，变成虚无的话语？我记得那样的时刻，中学校园里，身为导师的我带着被全班排挤的他一起在校园里种花，告诉他修补同学关系得由自身做起，成绩可以输，但做人不能输。然而随着植物一一枯死，他跷课逃家恐吓偷窃，一样一样都做了。母亲不想再让他藉由通勤的机会接触那些人，只好让他转回乡下的学校。转学以后，再次听见他的消息，却是辗转从辅导主任口中传来的 他在少年管教所里，开始学习如何在社会底层生活。我眼睛是干的，没有泪水，不煽情。

因此也常常想起孔子，想起苏格拉底。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理解了人生，洞见（或发明）了我们如今熟悉得像是父亲教训时老挂在嘴边的那几句口头禅一样的真理，然后人们就自动自发围拢过来听他们说话，执弟子之礼，奉师门之教，变化气质，成就新生。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这问题或许该去问问韩愈，他可能会有解答。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十七岁的少年李蟠不顾当时的社会风气，求学古文于韩愈，韩愈“嘉其能行古道”，写下了《师说》这篇文章相赠，文中引经据典，批判了士大夫耻于从师问学的心态。当时韩愈三十五岁，在国子监任四门博士，仕途虽不顺遂，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当时学子多投奔在他门下，经过他的指点奖掖，往往知名。隔年李蟠中举，韩愈转任监察御史，却因上书批评宫市而触怒德宗，贬为阳山县令，从此宦海沉浮，屡经播迁。

这是前中年期的韩愈，一心以兴复儒学为己任。他以为老师的责任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是先王之教的仁义道德。他所要对抗的是六朝以来尊崇佛老的风气，想要恢复的是两汉以上儒者称师的传统，期望能辅佐明主，开创事功。但孜孜矻矻十余年，终究累了。宪宗元和八年，他四十六岁，重新回到国子监教授学生，他在《进学解》里假借学生的口吻这么说自己：

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

虽然他说“投闲置散，乃分之宜”，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或许他早就预见了未来。元和十四年，他上书谏迎佛骨，触怒宪宗，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迁谪南荒。直至穆宗即位，才召韩愈回京师，重入国子监继续教育工作。这时韩愈已经五十多岁，离他人生的终点五十七岁，只剩下几个年头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居住在时间凝滞的土地之上，然而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也过去了，我才了解这世界并不存在静止、单纯、完美，日中则昃，月盈则缺，最好的时光从来只是一瞬间。当三十五岁的韩愈反复申说从师问学的重要，他是多么相信这一切啊！柳宗元这么评论这件事：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原来当时的人们也不信服他这一套，称他是狂人，孔子“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之间；苏格拉底饮毒芹，一杯春露冷如冰 不想听人说教原来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或许我应该要觉得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