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一件小事。那日清晨，打开大门，看见整夜狂啸的台风把盘踞两户二、三楼雨檐的数万朵焰红九重葛与砂土同时烙满我的门墙、玻璃窗。忽然，我被这样的暴力撼动，一种接近毁灭的美感，一种冷酷的纠缠。顿时浮现“残脂与馊墨”的意象，我想，就用这几个字保留那幅景致，顺便标示这本书的出版心情。

这是第十本散文集，大量记录了台北盆地；或者应该说，记录一个尚未根治漂泊宿疾的中年灵魂“我”在名为“台北”城市里的见习生涯。这样说的目的，为了画蛇添足地指出收入这本书的故事，或多或少糅合虚构与纪实的成分。在散文里，主述者“我”的叙述意志一向被作者贯彻得很彻底，这本书不例外，但比诸往例，“我”显然开始不规则地形变起来，时而换装改调变成罹患忧虑杂症的老头，时而是异想天开写信给至圣先师的家庭主妇，时而规规矩矩地说一些浮世人情。

虚构与纪实，或许这就是台北给我的一贯印象，她常常真实到让我觉得那是个庞大的虚构。在台北过日子，需要具备萍水相逢、当下即是的修养。譬如你刚喜欢上一家餐馆，下次去已是柏青哥游乐广场；譬如刚记住一对新婚夫妇的电话，下次通话对方宣布已“分居中”；譬如刚打听到朋友任职的公司，打电话去获知“刚离职”。这一次与下一次的时间间隔有多久？对现代台北人而言，可能十秒，可能二十年。置身台北，我们必须开发的不是记忆能力，而是遗忘的速度。

也因此，在散文世界里自行归入抒情族裔的我，以流幻笔墨描述时常擦出虚幻冷烟的城市时，不免双重逸走。我鲜少记录可以与报纸、新闻相印证的流年大事，我迷恋的是长年处于基层的小市民生活圈，他们的一生跟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沾不上关系，却任劳任怨地活着，被决定着。每年清明节一定去扫墓、按时汇款给大陆亲人、忍受塞车之苦上下班、烦恼的时候到行天宫抽签、怪自己不会赚钱所以买不起房子或一天做三份工作为了房屋贷款。他们死的时候有法师或道士诵经。

《天堂旅客》、《转口》、《面纸》、《阿美跟她的牙刷》、《给孔子的一封信》、《迟来的名字》……都是在这种迷恋的背景下写的。我乐于用抒情的文字保留他们的容颜与情感，他们的艰难与慈爱。

只有自己才明白迷恋的根源来自于农村情结，在无法重回“已消逝的美好古代”之下，转而在繁华都会寻觅可以投射的人物；而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大多是经济浪潮翻腾后分批自农村移入台北、尚未发迹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尤其是第一代，步入垂暮之年的，我对他们的情感无疑是农村时期乡亲大架构的延展。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关于他们的篇章“银发档案”，总是沾染悲调与灰彩，甚至出现舐犊之情。

除了少部分奉天承运继承“田侨”身份的第二代，大多数隶属五○年代后期至六○年代初诞生的这批人，不管套用“雅痞”、“单身贵族”、“丁克族”（夫妻双薪无小孩）、“三民主义信徒”（一夫一妻一子）或“双子星”（两个小孩）……等时髦称谓，都很难掩藏他们大部分是“都市新贫阶级”的事实。这批人归属“旧人类”尾巴，没摸到“新人类”的边，且逐渐成为“新新人类”叛逆的对象，不免有各种救亡图存的指导原则出现，《赖活宣言》里，那位墨镜诗人是个代表。

这本书的原始创作期长达五年左右，从零星篇幅到分辑整编，依例砍砍杀杀。五辑篇章各寓其旨，也各具声调；从辑一“赖活宣言”青面獠牙式的讽喻到辑四“大踏步的流浪汉”之感伤，有明显的落差。我想，留着也罢，好比年迈者追忆往昔，常常也是过度的怨怼夹杂无节制的缅怀。

台北有一种诡异的胭脂体味，仿佛一块混合各式花精的香膏，无意间掉入发皱的废池塘，慢慢在雨淋日晒中舒放，活起来，云腾腾地蒸出妖雾，学会俘虏路人，让他们在狂野与守旧之间受苦、在混沌与清明中轮回、痴恋与遗忘里缠缚、在神圣与庸俗的夹缝喘息、背弃与归航间踯躅、在绝望与憧憬中不断匍匐。

故，名之为《胭脂盆地》。

一九九四年八月

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