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手抄本时小鸡公已经是个插队知青了。他插队跟我姐姐插队不一样，我姐姐去插队就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样，雄纠纠气昂昂，而到了小鸡公他们，则一个个蔫头蔫脑，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不插队是不行的，他爸爸蔡麻子帮他在医院里搞了一张证明，说蔡国华同学小时候很调皮，崴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右脚踝关节有点错位，并且使右腿肌肉发生了一点萎缩，比左腿细了两个公分，应该算作残废了。可是当他们把证明拿到居委会，居委会的妇女们就心明眼亮地笑了，她们说这样的证明我们见得多了，得过三次脑膜炎的都有，你这算什么？她们问蔡麻子，是不是一定要把证明留下来？蔡麻子还傻傻地问，留下来有用吗？她们笑眯眯地说，没用，不过你一定要留下来也可以，我们会把它交到街道办，街道办会把它装进你儿子的档案袋，然后你儿子到哪里，这个档案袋就会跟到哪里。蔡麻子赌气说，要跟就让它跟吧，我一个剃头的有什么办法？结果小鸡公冒充残疾不成，最后还是乖乖地插队去了，档案袋里却有一张残疾证明。

小鸡公去插队时很小，不到十六岁，回城后在家里呆了大半年，所谓待业，然后就非常幸福地进了新华书店。他能进新华书店全靠他爸爸蔡麻子。蔡麻子几年来都给一个风瘫老头上门服务，剃头修面，挖耳朵剪鼻毛，直到老头翘了辫子，还扎扎实实给他剃了最后一个头，把老头冰凉的脑袋刮得像个光葫芦。老头的儿子在市劳动人事局工作，为了替父亲报恩，通过关系把小鸡公安排进了新华书店。小鸡公原以为自己也要做剃头佬的，还在我头上练过几回手艺，却没想到能进文化单位。不知道是不是被书香熏得，他变得越来越讲斯文了，有时侯还喜欢咬文嚼字，尤其喜欢跟人讲真诚。后来他又喜欢写诗，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写诗，而且很疯狂。我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喜欢写诗，只是我从来不好意思把诗拿给人看。小鸡公不一样，他认为自己的诗写得很好，常常在跟人讲过了真诚之后，又要求人家读他的诗。他抿抿嘴唇，很像一回事地说：“哪天我再给你看看我的诗，你看了就会更理解我，你会跟我做割头换颈的朋友。”

其实他没有一个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就是我，他也不见得就肯割头换颈，他背着我说过我的坏话，他说李文兵那个人其实是很虚伪的。他这样骂我是不对的，假如他说我偶尔有一点点虚伪，我没意见，谁没有一点虚伪呢。“很虚伪”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小鸡公这样说显然过份了。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会把自己藏起来，但这跟虚伪不虚伪没关系，经验和教训告诉我，凡事都要讲分寸，嘴上要有把门的，嘴上不把门的人是一定要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