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终于抓出了一条蛔虫，它顺着我的食管爬上来了，在我喉咙口里探头探脑，弄得我喉咙里胀胀的痒痒的，是那种想咳嗽又没法咳出来的感觉。我拼命忍住干呕，眼泪都憋出来了，弄得泪眼婆娑，终于用两片指甲掐住了它，把它从喉咙里扯出来。在扯它出来的过程中，我的喉咙里有一种怪怪的滋味，说滑不是很滑，说痒不是很痒，都有一点。还有一点紧张，一点兴奋，最后扯它出来的一瞬间，我浑身打了个抖战。它的样子有些诡异，阴郁灰白，弯弯曲曲，长度约等于一根筷子，只是太瘦，比我以前吃宝塔糖打下来的瘦多了。我看了它一阵子，便叫我妈，那天我妈正好在家里，我要让她看看这条蛔虫。我用指头拈着它，让它晃动，对她说这是从我喉咙里爬出来的。她竟一点都不惊讶，很平静地看看蛔虫，又看看我，然后把脸皱起来，说：“扔掉吧。”

我有点不甘心，把蛔虫扔在门墙下的雨檐沟里，然后我坐在门口守着它。雨檐沟里耙着一层黑色的垢皮，它弯曲着躺在那儿显得很刺眼。我就是要它刺眼。我爸回家时，它已经不那么光滑了，身子变得有些干涩灰暗了，我就故意用一根小棍子拨弄它。我爸果然朝它看了一眼，大约没看清楚，问我拨的什么东西？我说，一条蛔虫啊，我爸说谁把蛔虫扔在门口？我说除了我，还有谁？它从我喉咙里爬出来了。我爸跟我妈一样，也不惊讶，他又看了看蛔虫，然后看看我，但他没说话，而是从厨房里拿来了火钳。火钳头对于这条蛔虫来说太大了，他费了很大的劲，还把我的小棍子拿过去帮忙，才把蛔虫夹在火钳上，然后他用火钳举着它，往巷子北头的缩在偏巷里的公共厕所里去了。

我爸妈太让我失望了，我都生生地扯出蛔虫来了，可是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可见他们多么麻木不仁。他们不是想办法改善我们的伙食，或者也像对李文革那样，给我吃一点偏食，哪怕半碗水泡饭也行。可他们不是。他们又给我买了几粒打虫药。看着打虫药，我的心一沉到底。这就是残疾。一个残疾在他父母眼里就是这样不值钱。他们一边要顾着李玖妍，一边要顾着李文革，至于残疾李文兵，对不起，管你肚里有食没食，吃打虫药吧。你抠出了一条蛔虫，你不吃打虫药吃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把肠子掏出来给他们看，说你们看看我的肠子多透光啊？

因为缺乏营养，再加上打虫，我瘦成了皮包骨，就像我姐姐的小学课本里的一篇课文说的那样，“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我的胳膊也快跟我的腿一样，变成两根软耷耷的蔫豆芽了，我的凳子沉得像一块死铁，从老鼠街到红旗路中学，大约不足一千米，只走了五百米我就提不动它了，好不容易挪到了我们初一（三）班门口，第一节课已经快上完了。我们的老师本来是天塌下来都不管的，可能那天觉得我实在太过分了，便很客气地问我：“李文兵同学，还有五分钟下课，你看你是进来呢还是在外面等着？”全班同学故意－－我一听就听出来是故意的－－哄堂大笑，笑声持续了至少一分半钟，我的脸立即紫成了一只茄子。那五分钟比五年还漫长，我既不好意思进去，也不好意思站在门口。我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昏昏沉沉地倒在街边一棵鸭嘴树下，多亏了一个叫苏晓晓的女同学，她把我和我的凳子都扶起来，还给我吃了一颗全世界最甜的水果糖。鸭嘴树正在开黄花，阳光正在斑驳地落下来，我嘴里含着一颗水果糖。我真是感激万分。苏晓晓是我爸的同事－－现在是他的领导－－苏酒糟的女儿，比我大三岁，也是个残疾，不过她只残了一条腿，后来我们还谈过一阵子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