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疗程开始之前，朱利安已经能够自行丢弃一些东西了。但在疗程的结尾他却告诉心理学家，想到那些遭到抛弃的物品时他还是会心酸。又经过了几个疗程后，朱利安的情绪逐渐平缓了下来，他的症状似乎也在减轻。胳膊上的石膏取下后，他重拾了从前积极活跃的生活方式。囤积的日子成了过眼云烟，他也渐渐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丢弃物品了。然而他的父母却观察到，儿子有时也会将如空薯片包装袋等明知应该扔掉的东西放在垃圾桶的边沿上，而不扔入垃圾桶中。在追问下，朱利安承认自己并不完全想把这些东西扔掉。

大约6个月后，朱利安的父母又一次打通了那名心理学家的电话。原来，朱利安告诉他们，丢弃物品时“那种悲伤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他最为担心的，是怕自己会忍不住在数学课上为不得不抛弃的东西号啕大哭。朱利安刚刚被安排到学校的数学高级课程班，这个班级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快速解题能力，而这恰恰是他一直有所欠缺的方面。他最近一次的囤积症发作，似乎就是因担心无法成功面对挑战而起。课程进行了几周后，朱利安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跟随课堂进度上并无大碍，随着忧虑心理的消失，他的“那种悲伤的感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囤积症状又一次逐渐趋于平缓，但他仍会隔三差五地请求父母，让他们将用过的纸碟和餐巾纸清洗干净后保存起来。然而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如果父母坚持把纸碟和餐巾纸扔掉，他也能够接受。由于在班里坚决要求老师和每位同学停止丢弃矿泉水瓶并将瓶子循环利用，朱利安被授予了班级文明先锋奖。得奖后的第二天恰好是我与他父亲会面的日子，提起这件事时，父亲显得有些哭笑不得。

朱利安一直是一个“肠胃敏感”、惧怕冒险而焦虑不安的孩子。据父母观察，儿子在做事时容易表现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特别是在花费金钱上。在饭店点餐时，他总是为该点什么菜而踟蹰不决；花钱购物时，他也总爱思前想后。小学一年级时，他在注意力集中方面出现了一些障碍，有时不得不趁着课间休息时待在教室里，赶写没能来得及在课上完成的功课。他的父亲说，儿子做事慢条斯理，像极了爷爷。他总在功课上表现得一丝不苟、小心谨慎，希望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除此之外，朱利安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完美主义的倾向。他所显露出的唯一一个类似强迫症仪式的行为，是在与父母告别时严格遵守的一套习惯性动作。分别时，他总是要对父母一阵拥抱亲吻后才肯安心地离开，如果父亲没有在他离去时站在窗前挥手，那么他便会在回家时表示出不满。

与我们所见的其他几个儿童囤积症病例不同的是，朱利安的家族中并没有强迫症或囤积症病史。他在收藏物品方面表现出的反常，似乎与他谨小慎微的个性和创伤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极端恐惧时，人们平日里不起眼的习惯或缺乏理性的担忧有时会骤然失控。虽然朱利安的囤积行为在构成疾病之前就得到了遏制，但他的父亲却不敢掉以轻心：“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事儿还没完呢。”

从童年收藏品到强迫性囤积症

这些儿童患者的囤积行为多种多样，其多样性与我们在成年囤积者中所观察到的如出一辙。一些患儿的囤积行为是出于他们对浪费的担忧，而另一些则是由于患儿的个人身份与物品融为一体，从而造成他们在丢弃物品时会感到似乎遗失了自身的一部分一样。大多数儿童囤积症患者在维持对自己物品的控制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需求，当对物品的控制遭到外界的考验时，这些患儿会变得极度痛心，甚至采取攻击性行为。我们采访过的绝大多数患儿家长认为，如何让孩子懂得自己行为所造成的麻烦与不便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与成年人的囤积症相比，儿童囤积症或许与强迫症观念和强迫性仪式行为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在本章我们谈到的几个病例中，两个病例所涉及的患者都在囤积症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强迫症症状。我们从对儿童囤积症仅存的少量研究中发现，至少一半患有强迫症的儿童同时患有囤积症，而成年强迫症患者中同时患有囤积症的人数比例则在25%到33%之间。艾里克·斯托奇（Eric Storch）博士和他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同事们，在儿童囤积者中发现了奇幻思维（magical thinking）、分类整理强迫观念等强迫症症状，但这些症状并没有出现在本章的患者身上。斯托奇博士的此项研究结果与针对成年囤积者的研究有一些共同之处，从这些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如第五章的黛布拉一样，囤积症患者身上亦可能并存着对称和分类整理强迫观念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