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统里根是南交天蝎生命力的又一例证。里根在被刺后仍旧完成了总统任期，而且在伊朗门事件和储蓄贷款纷争中保持了稳定的路线。就他北交的特点而言，里根的顽固和顽强为他赢得了更多朋友而非敌人。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坚定的领导是加速苏联垮台的重要政治因素。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三个伟人的生命代表了这个交点最为著名的遗产：马丁·路德·金、宋庆龄、特蕾莎嬷嬷。金博士的非暴力遗产强调了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要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平等权利。他并没有教导人们破坏或推翻这个制度，他要的仅仅是让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好好生活。金博士并非来自于贫困阶层，他是浸理会牧师的儿子。不过因为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长大，他很清楚非裔美国人显然被剥夺了公平的待遇。

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金博士一直坚持坚定的、矢志不渝的非暴力原则和方法。不过，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对极端主义组织将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持表示非常担忧：“他们将利用黑人的绝望。”据他的妻子讲，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为之而死，那他就不配活着。”他还说：“重要的不是你活多久，而是你活得好不好。”金太太说：“他从不憎恨，从不对幸福绝望，他也鼓励我们这样做。他以这种方式不断让我们准备好面对悲剧。”

马丁·路德·金找到一个办法平衡金牛/天蝎的对立力量，让天蝎的激烈为金牛的坚韧加油。他的动力并非出自报复的渴望，而是出自想要所有人都能获得和平与幸福的根本愿望。只需要听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的声音里应和着宿命的混乱和激情，以及他所找到的用以克服内在外在仇恨的力量。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马丁·路德·金的那句话强调了舒适（金牛）针对争议（天蝎）的交点主题。还有在另一句类似的引述中，金博士强调了“拥有”这个金牛的关键词。

宋庆龄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母亲，她的贡献通过宋庆龄基金会的许多慈善项目持续着。基金会为学生提供助学金，为中国和世界的母亲、婴儿、儿童提供慈善援助。作为著名的宋家三姐妹中的老二，她的一生既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编年史，也是她的交点生命道路主题的证明。

宋庆龄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事业很成功，而她则想要为建立一个和平富裕的中国贡献一份力量。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大学时，她就表达了对有关女性权利的强烈看法。22岁的她回到祖国，通过和孙中山的婚姻，她的命运和历史紧紧交织在一起。孙中山比他年长26岁，宋庆龄描述她和孙中山的关系更像“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在她结婚第一年的生活中如何和丈夫一起勤奋工作：“我忙于帮助丈夫工作，回复信件，负责所有的电报并把它们解码成中文。”她接着表达了她的渴望：“我渴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能得到回报，让中国从专制和独裁统治的束缚中解放，从最美好的意义上，作为一个共和国站立起来。”④

她几乎不停地跟着孙中山旅行，和孙中山在一起的10年是在危险，有时甚至是极其痛苦的逃亡中度过的。在1922年6月躲避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攻击时，一颗子弹呼啸着擦身而过，宋庆龄因而流产，并被告知无法再有自己的孩子。不到4年后，孙中山死于癌症，宋庆龄此后再没有嫁人。在丈夫去世后的几个月中，宋庆龄在一封信中清晰地表露了这个交点在金牛和天蝎之间的矛盾：“我的脑海里现在都是非常痛苦的想法，我的情感非但没有死去，想到自己失去的，反而加重了悲哀。不过，我试图在我丈夫一生的工作——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忘掉我自己。”忍受这些损失，是如此明显的南交天蝎主题，而宋庆龄接下来就像北交金牛一样努力，坚定地把一生贡献给了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⑤

任何研究过宋庆龄生平的人都会熟悉她为受苦难的人所做的努力，例如1938年她创立中国福利基金会。日本人轰炸香港时，她逃到“自由中国”，在那儿继续努力工作，帮助伤员和5500万从乡下涌出的难民。在这段时间，她还帮助建立了孩子的培训学校。她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履行自己要让孩子们过得更好的承诺。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创立的杂志名称是《中国建设》（现改名为《今日中国》），再次表明宋庆龄对中国新生活的认同。她的灵魂渴望成为焦黑的山坡上盛开的花朵，为和平及生命的出现再次带来希望。在她生命的最后18年中，她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一座很舒适的大宅院中，一个有金牛座感觉的环境中，在那里她继续为全中国年轻人的教育和福利而努力。她过去的住所现在已经成为她的纪念馆。1981年去世后，她被追认为国家名誉主席。虽然她一生的工作通过基金会持续下去，但我们仍然能在她的故居和围绕故居的花园的宁静中，感到她所找到的满足感。在那儿，日历永远停在了1981年5月晚春的一天。

特蕾莎嬷嬷原名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在一个富有的阿尔巴尼亚裔天主教家庭长大，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她的父亲在她9岁时就意外去世了。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也是地方议会的成员，他对社区服务的重视给他的女儿留下深刻印象。曾经拥有这么一位活力十足且有影响力的父亲，然后却又失去他，以及每天目睹自己家庭的舒适生活和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家庭之间的鲜明对照，这就是她童年的两极。每天的宗教活动和母亲的慈善榜样又塑造着情感上的两极。她总是陪着母亲在城里看望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为那些无法漱洗和吃饭的人漱洗吃饭。当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寡妇去世时，他们收留了那些孩子并把他们当作家人抚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