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克里希那穆提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听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他依然不被人所熟知。如同他对本书创作者们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样，他对大众产生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同样令人惊叹的是，他接触过广泛的人群，其中有作家、学者、音乐家、演员、科学家、商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克里希那穆提的大半生是处在高科技和即时通信的时代，这让他与过去那些伟大导师们相区别——他们的语录和教义都是凭口耳相传，或是在他们死后数百年才被记录下来。这些回忆经常有误，或因为教义没有被正确理解，与其本意相去甚远。而克里希那穆提的文字和作品未经改动，在世界各地的克里希那穆提档案馆和图书馆被妥善保存，这是我们的一笔财富。

克里希那穆提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成员都迫切想探究他教义的深度，并且将他们的理解融入日常生活。这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在他晚年，他每年在印度、英国、瑞士和美国的系列演讲，都将这些人的注意力引向需要做的事情上：他们要准备演讲，并且准备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来聆听，同时还要创建和照管好学校，安排克氏作品的出版。这样的系列演讲似乎永无止境地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终于，所有的事情都走到了尽头。出于历史感和使命感——不仅要让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传递下去，同时还要让人们了解他对所有有幸知道他的人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口头采访。这些采访是受到世交——历史学家兼作家埃里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启发。埃里克斯经常谈到仲夏夜在门廊聆听长者讲故事的重要性。其作品《根》，就是在由祖母、姑母和兄弟姐妹一遍遍讲述的家庭历史故事的基础上，结合旅行和调查构成的。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明显认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它鲜活，直接，即时。而克里希那穆提的历史见证者们，也有很多重要的故事要讲。

于是一系列非正式的交谈由此开始并持续至今。卡带录音机使得所有讲述都毫不受阻地得到记录。这些讲述者中，很多与克里希那穆提同时代的人已经过世了，但他们的故事却继续着。其中有克里希那穆提的第一位导师——罗素·贝尔福·克拉克。他是几年前在印度接受采访的，当时他90多岁，状态良好。1909年当克里希那穆提在孟加拉湾被“发现”时，他在马德拉斯的阿迪亚尔。菲利普·冯·帕兰德特男爵，多年前慷慨地将自己的俄德城堡和周边数千英亩的土地捐赠给克氏这位年轻的印度人，1978年在荷兰的德韦增拉登医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90多岁。这些人都是“见证者”，他们无价的回忆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这些口述回忆被称为“对话”。其他参加纪录片《克里希那穆提：一颗寂静的心》制作的人的讲述被称为“采访”。除了克里希那穆提与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在第一部分中的讨论外，所有文字都是由作者整理完成。

很多人为本书贡献了文章，但是没有被采用，其中包括：艾伦·W.安德森的《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T.K.V.德斯卡查尔的《克里希那吉——为徒亦为师》；弗里德里希·克罗赫的《山之美》；迈克尔·克罗南的《一位敢于嘲笑自己的伟人》；让·米歇尔·马赫日的《克里希那穆提：一次探索》。

在克里希那穆提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被唤做克里希那——是他那长长的名字的简称；后来被称为克里希那吉，“吉”在印度是一种尊称，而不是我们所谓的昵称。克里希那吉和他本来的名字被他身边的人自由更替使用。本书说到他本人时，通常又简称为克氏。

需要说明的是，克里希那穆提中年的照片较少。他早年曾大量拍照，中年之后却鲜少拍照了。他与生俱来的羞怯甚至曾让他尝试在幕后或帘子后面演讲，不过后来他认为这很虚假，于是又走到台前来了。

同样他也是很晚才使用速记和录音来记录演讲。1933年至1967年，他的谈话才开始被速记和转录，又被出版发行为书籍，在世界各地以多语种出版销售。

虽然克里希那穆提通常用英语演讲，但是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也非常流利，而且还能说一些西班牙语。而他的母语泰卢固语却因为不被使用而遭到遗忘，不过他非常喜欢梵文，尤其是一些圣歌。

晚年的克里希那穆提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对他的影像拍摄，并且以无限耐心来满足各方要求。

克里希那穆提复杂的一生对20世纪造成的冲击需要用不同的声音以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单一的声音无法公正地表达。虽然不能充分传达这个卓越的人的美丽和教义，但是本书通过收录众多见证者的声音，希望读者能够捕捉到克氏卓越思想的一抹芬芳。

对众多见证者贡献的大量文章、采访和对话进行删减非常艰难，其中包含许多宝贵的洞察。而对克氏众多文献进行选摘更是非常棘手。幸运的是，克氏所有的作品在印度、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都能查到，遍布欧洲、加拿大和北美地区的克里希那穆提委员会也有大量收藏。

克里希那穆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众人包围着。尽管处在各方的密切关注之下，他仍然是个谜。他是如此神秘，乃至过去100年中对他的探索还没能接近到这个谜的核心。或许这样是最好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重要的是教义，不是导师。”

艾芙琳娜·布劳，1995年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