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学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因为将克里希那穆提推崇为膜拜偶像以及宣称救世主的即将到来而欣喜若狂。有些人气恼地给贝赞特写信，指责她将个人观点强加给众人。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是贝赞特夫人在德国的一位杰出的神智学同仁，觉得通神学会正逐渐“东方化”，并拒绝接受克里希那穆提具有任何灵性重要性。他脱离出去，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人智学会。人智学会活跃至今，致力于教育、艺术和图书出版。

为了反驳这些指控，精力旺盛的贝赞特夫人1912年6月在《阿迪亚尔公报》（The Adyar Bulletin）上写道：

……这些成员声称我想将自己的个人观点强加给学会……我的一生都在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奋斗，并视其为己任。如今我已经一把年纪，不会在少数通神学会成员的逼迫之下，放弃自己的自由。他们现在蠢蠢欲动，因为他们不愿让别人拥有为自己争取来的自由。同时他们还肆意妄为地运用这份自由来攻击我，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会员身份，因此其实是我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他们表达观点的自由。

屋漏偏逢连夜雨。人们开始对贝赞特夫人产生严重怀疑，其中包括拿南尼亚在内，他还为儿子与李德拜特的接触感到不安。面对这种情况，贝赞特夫人只好带着克里希那穆提两兄弟远赴英伦。他们继续广泛学习各种科目，并且总是被无数老师和家教团团簇拥。英语教育当时被认为至关重要。

1911年春天，贝赞特夫人抵达英国，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已经读过《阿尔库俄涅的生活》，《明星月刊》也一直在跟踪克里希那穆提的相关消息，因此人们都知道她带回了一位阿尔库俄涅。就在这时，克氏遇到了一位让他感到非常亲切的女士——艾米莉·鲁特扬丝（Emily Lutyens）。她是杰出建筑师爱德华·鲁特扬丝的妻子，印度总督利顿伯爵的女儿，维多利亚小说家布尔沃·利顿的孙女。艾米莉女士是一名虔诚而活跃的神智学家，她办讲座，写文章，并且是安妮·贝赞特的挚友和支持者。她曾回忆与克里希那穆提第一次会面的场景：

我必须详细叙述那令人难忘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克里希那吉。贝赞特夫人1911年3月离开阿迪亚尔，4月从孟买上船前往英国。她带着两个男孩，克里希那吉和尼亚，此外还有乔治·阿伦戴尔，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非常英俊的男士，当时33岁。我与其他一些通神学会的成员在查令十字街火车站等候，准备见她和她的义子。当时我的双眼除了克里希那吉之外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身穿诺福克夹克，有着一副古怪的形象——黑色的长发几乎垂到肩膀，漆黑的双眸闪现出奇怪的虚空眼神。贝赞特夫人引领他缓缓走过月台，小心地护着他，不让拥挤的人群挤到他。他那时马上就15岁了，尼亚比他小两岁。离开火车站时，我发现我们的一名会员几乎要晕过去了。她好像有些通灵能力，说刚刚被克里希那穆提的灵光征服了。

两个印度男孩被英国寒冷的天气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第一次穿西方服饰，穿鞋走路尤其是一种痛苦的新体验，简直是在受刑。公众的关注显然给腼腆而喜欢孑然独处的克里希那穆提造成了恐慌。

此后，通神学会的权威人物乔治·阿伦戴尔便一直随行左右，担任兄弟俩的指导老师，课程和练习也一直继续着。人们曾希望兄弟俩就读牛津大学，虽然当时的英国大学对印度学生的抵触还很强烈，但这种情况有可能很快得到改变。

停留几个月后，一行人返回印度，神智学大会也在巴纳尔斯举行。克里希那穆提用一贯的第三人称记下了这段往事：

他无可置疑地受到人们的膜拜——而他过去经常对此感到畏缩。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跟随贝赞特夫人从欧洲返回印度，当火车路过一座车站停下来时，有一大群人拥上来，想看看这个男孩。他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不肯出来，贝赞特博士不得不过来说：“请出来。”全都是因为她来叫，他才出来了，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出来的。火车超时停留了，但我不知道有多久。人们拥挤在火车轨道上、车顶上……到处都是；而对于这个男孩，无论崇拜、奉承还是人群，似乎都没能够触动他。因为这一点，即使鲁钝或许不是合适的字眼，但也足够说明这个男孩的茫然。他对所有人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他以前最常说的话，甚至现在也经常这样说。